4年前的国庆节，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刚上映，江建军去看了。电影中《最后一课》的拍摄地，就在他的家乡，淳安县枫树岭镇下姜村。

和影片中的“范老师”一样，江建军也忘不了他生命里的“最后一课”，那天，他的老师讲到成语故事《掩耳盗铃》。江建军和往常一样走了3小时的山路放学回家，父亲和他说，明天起，不要去读书了。

那年，江建军9岁，刚刚读到小学二年级。

之后的很多年，当他在山上梯田放牛，当他去镇上罐头厂做包装工，当他夜宿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他不止一次地想过，如果能读书多好！如果能有人帮帮我，让我再多上几年学多好！

当时，江建军不曾想到，此后的三十多年里，他先后资助了25名失学儿童读书，直至大学毕业。由江建军助学的孩子，一大半都考上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

2013年，江建军被评为第九届杭州市十大道德模范（平民英雄）。

上山下山走5个小时，为了读书

江建军，1974年生人。童年时，家住在山上，山有400多米高，去山下的江家村小学读书，来回要走5个多钟头的山路。

冬天下大雪，早上开门都吃力，山上积雪有一米多高。遇到大雨天，顶个草帽就出门了。上山、下山，上山、下山……风雨无阻。

一次，江建军和同学回家路上遇见蟒蛇，吓得他们一骨碌爬上树。还有一次更危险，不知从哪儿跑来一只花豹。“奶奶用家里洗脸用的铝盆，两根木棍咚咚咚地敲。奶奶说，花豹被她吓跑了，让我们大胆走。”江建军回忆。

江建军的父亲哮喘很重，干不了农活。读到小学二年级，父亲实在没办法，他说，兄弟俩留下一人帮家里干活。

哥哥听后，立即跪在父亲身旁，他说，他必须得读书。

于是，9岁的江建军辍学了，跟着妈妈担起养家的责任。

失学第一天，江建军比平时起得更早。哥哥出门追上他，把唯一一本新华字典送给他。江建军每天带在身边，这是他通往知识世界的唯一路径。

第一次离家打工，是为了供大哥和小妹读书

1987年，江建军13岁，听说位于千岛湖镇上的浙江新安江罐头食品厂在招工，他跟着老乡一起去了。在罐头厂工作了两年，江建军听说纺织厂赚钱多，又去镇上一家纺织厂当学徒工，安装、维修……一样一样认真学起来。

“1993年，我哥哥考上浙江大学，他是我们村第一个大学生。我妹妹也读高中了，我在镇上每个月赚90元钱，不够用了，决定出去闯闯看。”

从千岛湖到杭州，坐了近乎一整天的大巴，又从武林门坐车去海宁许村。听说临平纺织厂工资高，每个月能拿200多元，江建军又到了临平。

作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临平的纺织业发展迅猛。民营纺织户朱掌洪今年73岁了，依然记得江建军。“他到我家里来组装纺织机，一般人可能要用一周才能装好，小江一天多一点就全部搞好了，还帮我检修了其他纺织机。”

那几年在临平，说“江建军”别人大概不知道，说“维修纺织机的小江”，好多人晓得。

一个傍晚，江建军在工厂看电视新闻，一个贵州女孩，12岁，只身一人来到台州打工，在路边晕倒。

江建军当即决定，一定要帮帮她。

刚刚立足，就从270元工资中抽出100元供她读书

女孩黄梅，家在2000公里以外的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马场乡。

江建军工作以来第一次请假一周，为了送黄梅回家——坐了3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转长途汽车，翻山越岭地转了5个多小时山路，还要滑索渡河……

江建军从小家中贫困，一到黄梅家，看到她家的屋顶还铺着稻草，一下子让他想到几年前的自己。

在马场乡，和黄梅年纪相仿的失学女孩，有十多位，大多准备外出打工。当时，江建军工资270元，他决定每月省下100元，供黄梅读书，能帮多少是多少。

转眼十年。江建军从没和任何人说起他供失学小孩读书。“助学黄梅的第二年，1994年，我妹妹也考上了杭州大学，我更节省了，烟酒都戒掉了。”

2003年夏，江建军正在纺织厂干活，有人敲锣打鼓地找上门来，是黄梅老家马场乡的村主任。

“黄梅考上了北京大学，她是我们乡最聪明的孩子，是我们乡第一个考上北大念书的，你是她的恩人！”

此时的江建军已经结婚，妻子和他都在纺织厂工作。妻子十分意外，“难怪你总是收到贵州写来的信！做了这么多年好事！不声不响的！”

江建军说：“我帮助别人，不是为了出名，更不是为了让谁知道，我只是想到曾经的自己。我上不起学时，如果有人帮助，我是不是也有机会考上大学！”

在这十年之间，江建军借着改革开放的东风，敢闯敢拼，在临平办起自己的纺织厂。看到丝巾式样，他脑子里立即就像3D构图一样，知道是用什么机器、什么针法织成的。

2004年，江建军回老家盖房子。

上江村村委会副书记江富祥和江建军年龄相仿。他说：“江建军最大的优点是‘不吹’。他是我们村第一个盖洋房的，也是我们村里第一个有私家车的，以前过年，江建军连着好几年请越剧团来我们村演出，大家过年过得高兴，可江建军从不说是自己为村民服务。”

2005年，江建军父亲因病离世。

“离世前，父亲说，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供我读书。我赶忙摆摆手，让父亲不要再讲下去，我说，我都明白，都懂。”

在上江村文化活动中心的走廊上，“善行义举榜”下，有一张江建军的相片，海报已经褪色，可这一行字读来依然让人感动——

2013年杭州十大道德模范颁奖典礼上，组委会给江建军的颁奖词是：“年少时的苦难没有冷却你的热心，事业的成功没有改变你的信仰。你坚信，知识能改变命运！”

要去帮助真正想学习的孩子，一定要学有所获

那些年，江建军因为纺织厂的生意，全国各地地跑。

去谈生意，听到哪户人家小孩辍学，他就找时间去看，能帮就帮。

孙玉琴，家住安徽。江建军从2003年开始资助她读书。

“第一次去她家时，天下大雨，她家里连厨房的锅台上都在下小雨。”江建军特别难过，“这个孩子的爸爸在外打工，家里只有爷爷奶奶，孩子妈妈因为家里太穷，离家出走了。”

临回杭州前，江建军嘱咐孙玉琴用功学习，每年“六一”儿童节都会来看她。

2007年“六一”节，江建军做了阑尾手术，没能如约赶到安徽。等他出院后，马上赶去孙玉琴的学校。

“当时，她学校大门口在修路，我一眼看到孙玉琴，她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江叔叔，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以为我下学期又不能上学了。后来，学校校长告诉我，孙玉琴从6月1日开始，每天都会到修路的大门口等我。”

从1993年开始，江建军共资助了25个失学孩子。

“我资助他们读书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必须是真心想要读书。比如第一学期，你可以考班里的最后一名，但第二学期，你一定要想办法追到班里的中等水平，第三学期，必须要靠近班级里的前十名。”

江建军说：“我是办了一家纺织厂，但我不是有钱人，我的钱也都是靠奋斗得来的，我必须要了解实际情况。”

江建军在办厂之余，只要有空就去看他资助的小孩，有时还带上他的大女儿。他觉得要让这些孩子真的觉得有人关心他们，孩子才能看见希望。

2014年，孙玉琴高考前，父亲因病离世，学校的老师找到江建军，告诉他，孙玉琴情绪非常不好，不想参加高考了。“我听了以后连夜买票，第二天就到了安徽，陪她安葬完父亲后，我又去找村委帮忙，一定要在孙玉琴高考前打听到她妈妈在哪，然后，我又去外省接她妈妈回家。”

最后，孙玉琴高考顺利。

江建军自己的女儿读书后，他意识到学习竞争的激烈，他想，他资助的小孩儿只能靠自己，没有条件去上补习班，如何提高成绩呢？

江建军找到他资助过已经考上大学的孩子，征求他们意见，最后决定每年暑假，如果孩子和父母同意，他负责孩子来杭州的火车票，考上大学的孩子也来杭州，让他们当小老师，去帮这些要考大学的孩子。

这样一番“折腾”，不仅让这些孩子领略到杭州美丽的人文风光，更让他们心中有了目标，要像江叔叔帮助过的哥哥姐姐一样，拼尽全力读书，考上理想的大学。

每年高考公布成绩，江建军心里都紧张，但是，年年都有远方佳音。

在江建军资助的25个孩子里，明年，还将有两人参加高考。江建军说：“高考成功不一定代表着人生成功，但是高考成功可以让你更加相信自己！”

这个做好事的“江叔叔”原来是我爸爸！

2009年，江建军做生意被人骗了好几百万元，经济状况急转直下。他和老婆商量，第一，工人的工资必须按时发；第二，他正在资助的学生不能停。

“我老婆说，江建军，你怎么这么傻，这些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江建军盘算了一下，帮助这些孩子读完大学，还需要大约150万元。他决定把自己一手创建的纺织公司厂区一分为二。

“我求老婆，其他事情都可以由着你，但是给孩子上学，你听我的吧。”

江建军当时想着，只要自己努力，一切可以从头再来。始料未及的是，2022年，他因颈椎压迫神经被送进抢救室。

“不知道谁听说了我住院，孩子们纷纷给我发来短信，要来看我。”江建军说，“我和这些孩子非亲非故，他们叫我一声江叔叔，就是最好的安慰。”

江建军的小女儿小雅，今年读小学二年级。有天放学，她说：“爸爸，明天我们学校要举办讲座，一个江叔叔，帮了很多人读书。”

江建军当时没有言语。

第二天，当江建军来到女儿学校，看到女儿前一秒吃惊，后一秒骄傲的神情。小雅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说，“原来这个做好事的‘江叔叔’，是我的爸爸！”

江建军说，自己来自农村，农民的特长就是耕耘。耕耘不是生意，从来不问值不值。

在江建军家中，一进门最显眼的位置，是一张他在十年前获评为余杭区优秀共产党员的证书，这是江建军心里最珍惜的肯定。

他说：“党员，就是为人民服务。我只是在我的能力之内，做了我最想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