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本期特邀专家围绕相关问题进行研讨。
强化产业链布局发挥整体效应
魏际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当前，全球价值链重构加速，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循环畅通造成一定影响，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是强化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保障。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着眼于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培育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化、集群化、生态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17%。2023年8月，工信部等4部门印发《新产业标准化领航工程实施方案（2023—2035年）》，推动持续完善新兴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标准研究。今年1月，工信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明确，到2025年，初步形成符合我国实际的未来产业发展模式；到2027年，形成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成为世界未来产业重要策源地。
据国家信息中心数据，全国有超过20个省市围绕前沿领域推进未来产业。以国内商业航天领域为例，近年来年均增长率保持在20%以上，预计今年商业航天市场规模达2.34万亿元。也要看到，我国产业创新能力依然不强，基础研究投入不足，产业空间布局有待优化。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创新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一是加快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充分发挥我国制度优势，尊重科学规律、经济规律、市场规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健全支持基础研究的体制保障，引导多元主体和多方资源向基础研究领域聚集，不断激发创新活力。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构建具有活力的企业创新生态。分类进行管理体制机制创新，有效配置科技创新资源。充分发挥政府、大学、科研机构和企业的作用，调动广大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推进研究力量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
二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链条改造，加快推动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协同发展。培育一批先导性、支柱性、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实现新突破，提升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对实体经济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激发实体经济新动能。
三是推动数智化转型，促进产业链供应链高效协同。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通过标准化、数字化的信息收集与处理流程，确保数据准确性和时效性，为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提供支持。强化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之间的信息互通和资源共享，利用云平台和大数据等技术，打造开放、协同的生态系统，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内部高效配合，灵活应对市场变化。集成应用物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智化技术，构建智慧型产业链供应链，提升协同效率。
四是因地制宜布局产业链，形成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效应。打破区域分割，着力推动形成以世界级、国家级和省级产业集群在各地合理分布、错位发展为重要特征的产业布局，并耦合为充分发挥各地优势的产业链供应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全方位产业支持。
五是深化体制机制变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改革，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
（作者系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丛晓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这一重要论断阐明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的内在联系。
绿色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要求。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单纯依赖要素驱动、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为此，必须推进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高质量发展，培育具备绿色动力的新质生产力。
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固有属性。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需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绿色化转型，依托绿色引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能，促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
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其既遵循生产力发展规律，又顺应自然规律，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等科学论断一脉相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富有绿色内涵的新质生产力已在实践中对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和支撑作用。
一是能源清洁转型步伐加快。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15.85亿千瓦，约占我国总装机的52.9%，同时，化石能源消费占比不断下降。我国是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2012年至2023年，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超6%的经济增长，单位GDP能耗下降26.8%，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下降超35%。
二是产业生态化转型持续推进。各行业、各地区绿色制造水平不断提升，重点行业二氧化碳和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持续下降。在绿色制造方面，我国已累计培育国家级绿色工厂5095家、绿色工业园区371家、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605家、绿色制造专业化服务机构500多家。
三是生态产业化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建立多元主体广泛参与、市场化运作、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持续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陆续涌现出浙江安吉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促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山东东营盐碱地生态修复及生态产品开发等典型案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四是清洁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力显著提升。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和最具竞争力的清洁能源产业链，光伏组件产量连续16年位居世界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产量产能全球占比均超80%；风电机组制造产能约占全球六成，全球前10名风电整机企业中有6家来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
当前，绿色浪潮席卷全球，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成为各国竞相角逐的焦点。未来，需以绿色为支撑加快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第一，大力促进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围绕“双碳”目标和生态环境问题，加快构建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体系，重点布局大规模储能、分布式能源系统集成、新一代光伏、新型电力网络、新污染物治理、高效节能降耗等技术研发。
第二，持续推进绿色低碳循环产业发展。推广应用先进绿色技术，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推动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加大对绿色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升级支持力度，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提升产业绿色效益和竞争力。培育壮大绿色新兴产业，巩固提升锂电池、光伏、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竞争优势，持续推进技术和产品迭代升级，打造世界级绿色先进制造业集群。前瞻布局绿色低碳领域未来产业，大力推动成果转化和商业化开发，开辟支撑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新领域。
第三，充分发挥绿色技术和产业优势。将绿色生产力发展与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紧密结合，为推动全球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中国产品、中国技术和中国方案。加快构建全球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有序推进风电、智慧能源、储能等领域产业链合作。
第四，强化绿色发展体制机制保障。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人才体制改革。建立支持发展方式全面绿色转型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态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完善绿色低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快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改革，发挥绿色金融的牵引作用，全方位赋能绿色生产力发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室副主任）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
王成仁
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强国建设需着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需以夯实教育基础、增强科技实力、加强人才支撑为核心要务，统筹资源、形成合力，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夯实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物质技术基础。
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和土壤，科技是集中体现人才价值，将教育成果传导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各方面、各环节的关键，人才是促进科技不断进步的动力，育才是教育事业的目标。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要把握人才这条主线，充分发挥教育的基础性、支撑性作用，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将教育成果和人才价值融入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中，再以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反向牵引教育和人才工作。
一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紧密结合国家需求培养多梯队人才。加快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重视启蒙教育启迪少年科技梦想，依托义务教育培养人才科技志向，依靠高等教育夯实科技人才底座。协同推进大众教育、职业教育、精英教育，适应不同行业、不同技术、不同领域人才需求，培养高质量工程技术人才和高精尖科技人才。瞄准重大科学领域，建设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大学，培养有国际水准的高层次人才，提高基础科研水平，增强源头创新能力。
二是发挥科技引领作用，提升教育对基础研究支撑力度，培育国家急需的科研人才。深入挖掘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基础理论需求，引导高校院所加强基础攻关，建立从理论到实践的人才培养体系。增强教育与科技之间的黏性，以高质量科研成果为基础，以高校师生创业活动为源头，以小而精企业为主体，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科技园。搭建高校院所技术转移转化平台，优化师生、院校、企业间利益分配机制，集聚风险资本、技术和中介服务等资源，加快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在实践中培育和壮大科技人才队伍。
三是创造适宜人才成长的良好生态，夯实教育之基、科技之本。着力扭转教育评价中的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倾向，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流动的工作机制，创造高校师生自由开放、专心研究的良好环境。充分肯定研究人员在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强化体现智力劳动价值的分配导向，让科技人员在创新活动中得到合理回报，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四是聚焦产业和市场需求，发挥教育科技人才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以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为基础研发和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支撑，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良性互动。深入挖掘产业和市场需求，引导上游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研发，促进人才要素高效流动，切实做到供需对接、产学研用一体推进。强化企业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重要基础研究的咨询作用，支持企业既做“出题人”、又深度参与“答题”过程，提高科技创新成果的适用性和转化效率，做到教育发展有实效、科技创新有目标、人才培养有方向、产业发展有底气。
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充分调动和激发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强化高素质人才培育，不断将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发展优势，进而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未来，需继续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畅通从科技创新到产业基础能力提升、再到产业链现代化的完整链条，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推动科技创新成果应用于具体产业和产业链，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推动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效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
优化开放创新生态提升全球竞争力
王 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近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要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
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表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不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进一步融入全球分工体系，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持续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初步形成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我国坚持以更加开放的思维和举措扩大包括基础研究在内的多领域国际交流合作，吸引国际创新资源，共同研发新产业技术，营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目前，我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2个自贸协定，加强了与贸易伙伴在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数字贸易以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同时，签订了百余个双边投资协定，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持续扩大对外投资并吸引优质外资流入。通过自由贸易试验区（港）制度先行先试，更好地吸引全球创新成果和优质项目落地，利用区域溢出效应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以海南为例，2018年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2020年《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发布，提出大力发展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贸易等高新技术产业。海南高新技术企业连续多年保持年均40%以上的增速。
同时也要看到，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仍面临一定风险挑战。个别发达国家对我国高科技领域实行“小院高墙”的封锁政策，采取“脱钩”“断链”和出口管制的策略以遏制我国科技发展。未来，我国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第一，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深化外贸供应链国际合作，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培育外贸新动能，促进新业态发展。既要以进口多元化策略推动优质中间品进口，又要促进先进制造业的产品出口和企业出海。
第二，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顺应全球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努力构建合作共赢的伙伴关系，前瞻谋划和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不断健全科技安全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补齐开放创新制度短板，提高统筹利用国内外创新资源要素的能力。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开放环境，增强我国对全球创新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赢得未来科技竞争新优势。
第三，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提升驾驭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力，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增强在国际大循环中的话语权，积极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推进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进程，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改革，为全球经贸治理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