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记者 李忠 摄

魏晋南北朝以后，随着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南方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中国经济重心呈现南移趋势。隋朝统一南北后，南方经济对于整个王朝的重要性开始显露出来，故隋炀帝主持开凿了连接南北的大运河。隋开运河，以洛阳为中心，东北到涿郡，东南到余杭，成为贯通南北的水运交通动脉。然隋朝国祚短促，没能充分享受到大运河带来的福利。隋开运河，实际惠及的是唐宋两代，尤其是宋代。10至13世纪的两宋王朝，其国家的财政保障、国家安全，以及统治秩序维持等立国之计，甚是仰赖当时之运河。宋代也因此被称为“运河中心时代”。

宋朝国家对运河的仰赖

宋朝对运河之仰赖，与先后定都开封和杭州密切关联。周、秦至汉、唐各代，中国王朝的都城多在长安和洛阳，唯六朝都在建康。但无论建都何处，易守难攻的地理之险是必须的选项。但从五代开始，北方王朝的建都地则逐渐舍弃长安和洛阳，向东和东南、东北转移，从此结束了中国王朝定都长安、洛阳时代，开启了中国王朝建都的新格局和历史新时代。五代之中，除后唐建都洛阳外，其余四个皆建都开封。北宋继立后，仍然建都开封，称为“汴京”，为时163年。后又有伪齐和金朝短期在此建都。此后，南宋建行在（实际上的都城）于大运河的终点临安府，元、明、清三朝皆建都北京（明初短期建都南京）。

开封与长安、洛阳相比，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北宋建立之初，曾为定都洛阳还是开封，展开过讨论，但讨论的结果，仍是放弃有险可守的洛阳而都开封，主要考虑的是开封便利的水陆交通，便于运输全国各地，特别是东南地区的粮食入京。而漕运东南地区物资的交通线正是大运河的汴河、扬（江苏扬州）、楚（江苏淮安）运河（又称淮南运河）和江南运河各段，基本是隋朝的通济渠以南各段。正如北宋文学家秦观所说：开封地势平坦，四通八达，是四方物资与人员的荟萃之所。因为没有大山的间隔，而各条黄河的支流汇聚于此，因此成为一个交通枢纽所在。

唐代建都长安后，关中地区的资源渐渐无法满足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唐高宗时便着重营建东都洛阳，武则天时称为神都，以之作为能够满足中央官兵和民众物资需求的新的政治中心。这是因为，洛阳居于隋开大运河的中心，便于漕运东部和东南产粮区的粮食和其他物资。尽管唐玄宗以后努力改革漕运制度，将一定数量的物资运抵长安，但洛阳至长安因受三门峡的阻隔，运输成本相当高。又由于唐代后期战乱不断，洛阳以东的运道亦渐渐湮阻，而处于平原的开封的地位日益凸显。故五代的后梁、后晋、后汉和后周，皆以开封为首都，并先后称为东都和东京。宋朝立国后，在有险可守和能够满足京师物资供应这两个不可兼得的选项中，还是选择了能够满足京师的物资供应这一条件，继续定都在开封。

北宋定都开封后，带动全国交通格局之变化，开封因而成为全国的交通重心，汇聚全国各地的物资。如史书所载，在淮河与长江以南所征调的粮食，经过扬州和淮南一带仓储的收纳，就调拨专门的船只装运驶往开封，为此，朝廷专门设置发运使一职管理此项事务，不仅是粮食，各种运往开封的货币以及绸缎、军需、杂物都归发运使负责。陕西各州府的粮食与物资也是如此，陕西来的物资由黄河三门峡沿流进入开封，入汴，以达京师，山东等地的物资由广济河而运送至京师，开封东南区域的物资则由惠民河而输送进首都，都有专门的官吏负责押送。

大运河对两宋国家的重要性

南宋定行都临安府，虽然是考虑到江南有“重江之险”，利于防御金人的进攻，以及杭州周围的经济支持，但交通仍是其考虑的重要条件之一，这便是杭州位于钱塘江口，北连江南运河，南有浙东运河，便于运输各地的物资入京。正如陆游所说的那样：朝廷之所以能够驻扎在杭州，正是因为有这条运河的原因，运河贯通南北，从隋朝一直到现在，都是国家的大利，这真是一种天数啊！南宋宁宗（1194-1224）的时候，大臣也还在说：朝廷最后安顿在杭州，各种所需要的物资都依赖各地的输送，但输送的渠道却主要是大运河，唯有运河才能最便捷地将大宗物资送入临时首都。

两宋先后定都开封和临安，其后果从大的格局上看，是中国交通重心的东移和南移，造成在漕运上对运河的更多仰赖。北宋尤其突出。如当时文学家秦观的论述：宋朝的建立，彻底改变了五代十国时政权游离于兵权的状况，天下的强兵劲卒也聚集在首都周边，而他们所需要的生活物资，无论是食物还是衣物、住所都依靠政府的供给，这种情况，已经跟唐代寓兵于农的府兵制大相径庭，开封坐落于平原地带，无险可守，但大批的军队就构成了一种另类的“险要”。而京师的兵民之众，更加重了对外来物资的需求，而保障这一需求的主要交通线就是运河，尤其是汴河。

北宋时期，汴河基本承袭隋开通济渠，与相连的淮南运河、江南运河等，成为漕运东南物资的交通大动脉。关于汴河的对于北宋国计的重要性，太宗至道元年（995），参知政事（副宰相）张洎说：十余万士兵，几十万战马齐聚开封，加上好几个被我们灭亡了的政权的贵族和平民，其数量已极其庞大。然而中原的年岁未必都能连年丰登，但首都无论如何不至于饥寒交迫，其原因就在于大运河能使四方的物资“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这真是“漕引江、湖，利尽南海”，汇聚了一半的天下财富啊。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名臣张方平也说：兵以食为命，而兵力聚集在京师周边，粮食一大半需要依靠运河的输送，朝廷每一年对输送进入开封的物资都有定额，不仅是军队，开封的官员、市民以及各色人员都依赖通过运河运往开封的粮食与各种商品，因此，运河在今天之于京城，乃是建国之本，绝对不是一条浅浅的水渠。

运河对两宋都城的实际输送

北宋时汴河漕运东南地区的粮食逐年增加，最高达到800万石，但从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以后，600万石是一个大致固定的漕运量，另外还有钱292万缗、银90万6千两、绢165万匹。这个漕运量基本上是汴河最大的运输能力。600万石漕粮中，两浙路占四分之一。从当时的漕运量来看，南方供应京师物资的数量占据压倒性优势。据学者全汉昇先生《唐宋帝国与运河》一书统计，除上供黄金一项，北方诸路，占到61%外，其余都是南方占绝大多数，如白银，南方占99.6%；钱物，南方占85%。

南宋时，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对于宋朝国计，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陆游称：自天子驻跸临安，四方的赋税输送以及邮传的往来、军队的调运、商贾的往返，杭州成为一个聚散地。根据《淳祐临安志》的记载：城外运河，“在余杭门外，北新桥之北，通苏、湖、常、秀、镇江等河。凡诸路纲运及贩米客船，皆由此河达于行都。”关于浙东运河的地位，《西溪丛语》称：“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惟泛余姚小江，易舟而浮运河，达于杭越矣。”

运河对于两宋国计之重，必然关联两宋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为保障运河的漕运安全及效率，宋朝建立了发运司、排岸司、催纲司等一系列职官体系，形成围绕编纲组运而展开的转般法、直达法，以及押纲、催检、程限、安保等繁密而复杂的管理制度。其中甚至与整个王朝的盐政及平籴制度密切结合。而运河的水情及航运效率，更关系着政局的安危。

可以想见，北宋时期，运河之上，除北方冬季结冰的数月外，常年呈现运输繁忙景象。南宋时期，汴河和御河等河段地区为金朝所据，不再发挥以往的重要作用，但扬楚运河、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特别是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盛况当更胜于前。航行在运河里的船只，不仅有漕运钱粮布帛的官纲船，亦多贩运茶盐等货物的商船，更不乏往来于运河之上的赴任、罢任官员及其他行旅。因此，运河上繁忙的物流和人流，也拉动了沿线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御河、汴河、扬楚运河、广济河、惠民河、浙东运河等运河，流经七个路，近三十个州（府）军，带动着沿岸农业及工商业的发展。其中除北宋都城汴京和南宋行都临安外，大名府（河北大名）、应天府（河南商丘）、亳州、宿州、泗州（今属江苏盱眙）、楚州（江苏淮安）、扬州、真州（江苏仪征）、润州（江苏镇江）、常州、苏州、秀州（嘉兴）、越州（绍兴）、明州（宁波）等运河沿岸城市，均是州府治所，这些本属传统政治、军事型城市，因其处于运河沿岸这一优越地理位置，被大量物流带动的商品经济，改变成政治性与商业性兼具的综合型城市，从而连贯成两宋运河沿岸经济带。

运河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而频繁的人流和物流，亦影响到运河沿岸的民俗与文化，使运河成为宋代民俗与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宋代大运河不仅是宋韵文化的重要研究议题，更堪为理解宋韵文化的一个重要视角。对此，我们将另文作具体介绍。

（作者系中国宋史研究会原副会长，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杭州市社会科学院南宋史研究中心学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兼职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