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新的重大命题，“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在多个重要场合被提及。本文主要谈谈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联，以及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一些理解。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一体表达、互为印证的理论和实践范畴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首次把“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放在一起加以强调。此后，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党的二十大报告在两处谈到人类文明新形态，一处是把“不断丰富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一处是把“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列为中国式现代化本质要求之一。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这一重要论述，阐述了现代化和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之间的关系。二者的逻辑等式关联在哪里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这里谈到了制度关联、思想文化关联，由此使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相通关系更具体化了。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但其中多次谈到中华文明、世界文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发展规律、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新的文化生命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等概念和范畴，特别是强调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对我们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关系，无疑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既是理论范畴，也是实践范畴。二者互为印证，在内涵上是难以分割的。这两个范畴大体上也是被一体概括和提炼出来的，都是在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推进物质、政治、精神、社会、生态“五大文明”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和明确的。当然，对这两个范畴的内涵揭示，也经历了一个从“并列表达”到“相互结合”的过程。目前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阐述中，往往是在谈到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特别是中国式现代化与生俱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和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时，引出“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个范畴的。
现代化是创造某种文明形态的过程，也是某种文明形态形成的标识，因而，一定意义上它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形态。关于文明，从历史和地域上讲，有古希腊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文明、中华文明等的区别。从生产生活方式上讲，有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之分，现在学术界还有后工业文明、后现代文明的说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和实践，自然地延伸出相应的文明特色。从文化、文明的高度，体会和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进而提炼它的内容规定性及本质要求，不仅是彰显文化自信的问题，还有其历史必然性和实践依据，是符合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现代化图景的本来面貌的。
从根本上说，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一定会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或者说，中国式现代化本身就是人类现代化图景中一种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它既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途径，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标识性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为什么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近代历史曾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这里说的文明蒙尘，就是指中华文明在融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后的初始境遇。为救亡图存，中国人开始只能向西方学习。中国的现代化，经历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等探索，总体上说，都是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框架内追求和探索现代化道路的。但这也说明，中国的现代化理论和实践，是从近代以来逐步开始自觉推动的。
这种自觉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思考中十分明显。1933年7月，知识界发起了一场讨论，并提出了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的现代化要具备哪些先决条件；第二，中国的现代化是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搞现代化，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搞现代化；第三，外国资本和国民资本在中国的现代化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得出三种回答：第一，主张搞社会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第二，主张搞资本主义式的中国现代化；第三，主张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的中国现代化。
事实上，在此之前也包括此后的长期奋斗，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是在解决一个问题，即怎么为中国的现代化创造条件，也就是在回答那场讨论中提出的解决哪些先决条件的问题。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探索和推进现代化的历史重任，不可避免地落到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为中国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再经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展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创新突破，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学、更加可感可行，与此相应，一种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可感可行。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中国特色”和九条“本质要求”，实际上就是对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和实践特征的概括。
思想基础。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着眼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个结合”，这是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仅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发展上拥有高度的自觉，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积累和发展上拥有巨大的勇气、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且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思想旗帜上，精神上由被动变为了主动，更加自觉和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结合。
“两个结合”，在实践和政策上，从党的二大提出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就开始了。在理论上自觉和成熟的标志是1938年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号召。毛泽东同志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是这样论述的：“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里论述的中国的特点特性，就包括中国文化的特点特性。因此，中国的具体实际，自然也包括文化国情方面的实际。正因为有这样的自觉，共产国际1943年5月宣布解散，中国共产党5月26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明确提到要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
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明确提出了“两个结合”，并且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党创新理论的‘根’，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探索、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取得的根本成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如果不是中国特色，哪有我们今天这么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就说明，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还是人类文明新形态，都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与滋养。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就为什么强调“两个结合”、同什么样的传统文化相结合、能不能结合、怎样结合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他进一步强调，“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这里说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正是培育、涵养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文化土壤。
精神品格。党的二十大报告以“六个必须坚持”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之一就是“必须坚持胸怀天下”，只有胸怀天下，才能够为人类创造文明新形态，才能够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胸怀天下有两层含义：一是吸收别人的东西；二是把自己的东西在世界舞台上去运用、去贡献，为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拿出中国方案。“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这样的。
它背后的逻辑支撑是什么？党的二十大报告表述得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就是一种胸怀天下的品格。正是因为有胸怀天下的立场、出发点和世界观、方法论，我们才有可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属于人类的一种文明新形态，而且这个过程不光是逻辑推导，它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理念和行动。从毛泽东同志提出“环球同此凉热”的文明期许，到习近平总书记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本质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胸怀天下的精神品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想前提。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之所以属于“人类”，是因为它超越了种族、文化、国家的界限，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世界文明建设的“中国方案”。
实践依据。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着眼于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从来都是以人民为中心在各个领域全面推进的现代化。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为人类社会发展指出的文明目标。中国式现代化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途径、中国方式。
中国式现代化超越了工业文明单向度追求，是各领域文明协调发展和全方位覆盖的现代化。诸如，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途径方面，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支撑下，努力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在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精神文明和思想文化领域，形成了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筑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在社会文明建设和社会治理领域，则是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战略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巩固民族团结、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创造美好生活、促进共同富裕；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生态环境的变迁决定着人类文明的兴衰，既是历史经验，也是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式现代化的一大中国特色，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以上这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性特征，有实践途径，有理论阐述，有制度保证，还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因此，一种有别于西方既有文明形态的、属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真实而立体的存在。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也可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明。它是中国为解决世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共同问题，为昭示人类文明发展方向、引领世界文明进步潮流贡献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拥有的综合优势，实际上就是中国道路的综合优势。当然，在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来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和中国式现代化一样，还在继续探索和发展之中。
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中国有长期延续发展而从未中断过的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进而决定和影响着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过程及特点。
第一，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觉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在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深厚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不仅指历史悠久，没有中断，更指中华文明体系拥有牢固的主体意识、坚韧的抗压能力、深厚的内生动力和宽广的创新发展空间。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可以转化为一种文化自信，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摆脱“文明蒙尘”的重要条件；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可以转化为一种国情意识，成为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土壤；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可以转化为一种主体自觉，成为独立自主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方法和文化动力；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可以转化为革故鼎新、继往开来的历史发展观和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从而赋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创造和建设，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及特点产生重要影响。
第二，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拥有文明互鉴、共同发展的平等价值观和开放胸怀。中华文明现代化有双重含义，一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一是人类文明的进步。提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的就是这种双重的文明自觉和文明自信。中国为追求现代化，对西方文化的了解和研究，对人类先进文明成果的学习和借鉴，已经持续了将近两个世纪。在探索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拥有与不同文明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和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从不同文明体系的关系上讲，平等互鉴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多元化文明格局中的相处之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占据道义高点的理想目标，也是不同文明体系都应该追求的理想目标；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向这一理想目标前进的思想文化基础；全人类共同价值，是我们能够理直气壮地把我们创造的新的文明形态称之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观支撑。
（作者：陈晋，系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