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从“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五个方面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探寻现代化道路过程中，系统主动地建构基于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这种建构既是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被历史选择并经受实践检验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质特征，也是基于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瞻性判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任务和物质基础。深入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动力机制是理解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和重点。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到2035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即便不考虑人口变化、汇率变动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等因素，我国人均GDP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年均增长率仍需要保持一定的水平。而且，中国经济增长必须是体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增长。因此，中国经济必须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涵盖创新驱动、市场规模驱动和制度驱动三种动力，以及这三种动力的协同演进机制。中国式现代化经济发展必须充分发挥好这三种增长动力的潜能，坚持系统观念，统筹这三种增长动力的协同演进，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由创新驱动的高质量供给体系。供给侧的改革方向为系统性增强供给侧的创新动力。无论是企业还是产业都必须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加快推动要素结构、技术结构、生产结构、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提升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的现代化水平，构建由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机制。只有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对资源进行重新组合并创造新的用途，我国才能够摆脱资源瓶颈和环境约束，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要求中国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

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发展必须持续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广义上讲，涉及内需与外需之间的结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立足内需，坚定不移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提升由于市场规模扩大、专业化分工水平提高而增强的增长动力，同时积极提升外需质量和附加值，增强我国出口产品在全球产品空间中的复杂性和独特性。从狭义上讲，推动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就是要推进内需中消费结构与投资结构的转型升级。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必须保持在合理区间，既要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所需的资本存量和资本结构，又要确保居民消费与福利的合理增长。消费结构转型与升级包括提升传统消费水平、促进新型消费、缩小区域和城乡消费差距等。投资结构转型与升级具体包括提高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水平、加大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投资力度、提升全社会研发投入水平、缩小区域和城乡的投资差距等。需求侧的管理目标必须从提升短期内的有效需求，转向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长期潜在增长率。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是促使供给能够适应需求结构的转型升级，需求侧的转型升级会进一步牵引和推动供给侧的结构转型升级，供给侧与需求侧的协同演进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机制。实现供给与需求总量和结构的动态平衡则需要进一步深化制度改革，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一是加快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和数据等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建构适应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国式要素产权制度和市场交易制度，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任务。农地所有权与承包权的“两权分置”解决了家庭从事农业生产的激励问题，在两权基础上延伸出经营权的“三权分置”则解决了农民对承包权的稳定预期和经营权的流转激励问题，加快推动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提升农业产业化水平。建立健全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今后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无论是城乡建设用地的增减挂钩还是占补平衡等政策，都是意在增加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城市偏向型政策。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这些制度安排有助于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是，进入新发展阶段，土地制度改革必须重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劳动生产率差距，这需要充分考虑乡村的土地发展权，保障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用地需求，促进乡村经济多元发展，为乡村振兴提供要素配置制度支撑，要求加快完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深化宅基地改革。当前，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联结将发生革命性变化，构建中国式的数据产权制度和数据交易机制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推动建立全国统一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市场监管、反垄断等制度体系，破除长期形成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构建全国统一的要素资源和产品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性支撑。破除地方保护，需要重塑地方政府竞争的准则和形态，将地方政府竞争由原先围绕降低区域内的要素成本转变为聚焦降低区域内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通过完善营商环境和构建学习型社会来取得区域竞争优势。

（作者：黄凯南，系山东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校〔院〕长、山东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