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梅贻琦有名言：“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常被简略为：大学之大，不在有大楼而在有大师。

其实“大学之大”可以从很多方面去解读，比如，大学之大，不在有大校园而在于没有围墙。围墙，限制了大学的格局；拆除了围墙，才能无远弗届。

“三年疫情过去，高校封闭管理何时休？”这是最新一期《中国新闻周刊》一则报道的标题。报道称，“除极个别高校没有任何限制措施以外”，大部分高校对公众进入校园都设置了各种门槛，需要各种预约，有的甚至谢绝公众进入。

在全社会都已“完全放开”，连公共交通都已取消戴口罩要求的今天，这些高校的表现确实相当另类。

但如果仅仅从让公众自由进出、观赏校园美景的层次来理解“没有围墙的大学”，其实也是很成问题的。多位受访者指出，比校园开放更重要的，是高等教育机构如何与外界进行更深层次的资源、知识共享，相对于有形的墙，无形的墙才是真正应该被拆除的东西；大学校园的文化资源、课程和其他设施，要以开放共享为原则，不开放不共享为例外。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大学资源开放共享方面，中国高校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需要再接再厉。”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华则从经济学的角度，认为校园不开放将对知识传播造成“巨大障碍”：“大学本来是传播知识的中心，现在这样封闭管理，就等于大学成了本校学生学习知识的垄断机构。”聂辉华指出，知识具有天然的公益性和正外部性，它应该最大程度传播，才能将其作用发挥到最大，且知识一旦创造出来，它传播和复制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是它与普通商品最大的差别。

把时间拉回到2004年9月，北京大学因宣布国庆长假后不再对社会开放而陷入舆论漩涡，北大毕业生、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的知名文化学者薛涌当时撰文，分享他所看到的耶鲁：“耶鲁根本没有围墙，老百姓随便出入。不仅如此，学校还给游人提供免费的导游服务，领着你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看、一个院子一个院子地讲。”再把时间往前推到1928年11月，诗人徐志摩在归国途中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再别康桥》：“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棵水草！”康桥（Cambridge）也就是剑桥，剑桥大学的魅力之一就是没有围墙，校在城中、城在校中。也因为没有围墙，每年的暑假，都有来自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在内的中小学生游学团到剑桥“打卡”，居民仅10万人的小城每年要接待550万游客，创造收入30亿英镑、提供近6万个就业岗位。

门，究竟是用来“开”的，还是用来“关”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那么中国大学开放的大门是不是也应该越开越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