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促进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在乡村，最大潜力也在乡村。如何加快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共同富裕，是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浙江省聚焦“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先行示范”，积极拓宽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有效路径。其中，推进“新乡贤带富”的创新实践在全省各地遍地开花、精彩纷呈，成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值得关注。
共同富裕背景下新乡贤的独特作用
近年来，新乡贤工作日益受到中央的重视，2015—2018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明确提出，要“创新乡贤文化”“积极发挥新乡贤作用”。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新乡贤的独特作用正不断凸显。
新乡贤大多是抓住改革开放机遇，走出乡关拼搏奋斗的先行者、成功者，可以成为创富致富的好榜样。他们往往具有较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开阔的社会视野、专业的知识技能和丰富的人脉资源，是在各行各业具有一定成就和社会威望的贤能人士。新乡贤的改革创新精神、发家致富经验，对广大乡民的创富致富可以起到引领示范作用。
新乡贤是富有家乡情怀的反哺者、志愿者，可以成为带富帮富的好乡亲。新乡贤大都富有浓厚的乡愁情结，并具有回报桑梓的意愿和能力，是推动乡村实现共同富裕的一股重要力量。特别是随着交通、通信等技术条件的日益完备，新乡贤已可以通过人才回乡、项目回引、资金回流、智力回援、信息回馈、企业回迁、文化回哺等多种方式回报家乡，在“带富帮富”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浙江推进“新乡贤带富”的创新实践
浙江文化底蕴深厚，民营经济发达，乡贤资源丰富，是最早探索新乡贤工作的省份之一。早在2001年，绍兴上虞区就成立了全国首个以“乡贤”命名的民间组织——上虞乡贤研究会。2019年，浙江省出台了《关于实施“两进两回”行动的意见》，将推进“乡贤回农村”列为四大行动之一，吸引新乡贤回乡投资兴业、建设家乡。《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也明确强调，要健全“两进两回”长效机制，实施新乡贤带富工程，培养一批乡土人才。由此，浙江有声有色地推动“乡贤回归”，开展了一系列“新乡贤带富”的有益探索。
聚焦村社换届，引乡贤之才以“领富”。推进乡村共富，人才是关键。面对乡村精英群体流失、村庄发展动力不足等问题，浙江各地紧抓村社组织换届这一重要“窗口期”，打出“请贤、选贤、留贤”组合拳，引导具有党员身份的创业达人、青年才俊参选村干部，让其带领村民发家致富。在2020年村社组织换届中，仅绍兴市就引导3708名在外优秀人才进入村干部队伍，其中大学生占比达31.6%，437人担任“一肩挑”书记，涵盖现代农业、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乡村振兴急需的各类专业人才，为推进乡村共富注入强劲动能。
聚焦产业振兴，引乡贤之产以“增富”。引导产业回归，是浙江“新乡贤带富”的一个主要渠道，尤其是通过产业、项目的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有效带动了村庄集体经济增长以及周边村民增收致富。丽水莲都区以乡贤企业联合的方式运营“莲都山超”区域公用品牌，与义乌商城集团合作，实现规模化经营、集群化发展，签约和意向加盟商家400多家，让莲都优质农产品走向全国，带动莲都籍嘉兴海宁市就业人数近6万人，年营业额超500亿元，小超市蜕变为富民大产业。
聚焦专业赋能，引乡贤之智以“创富”。在推进“乡贤回归”过程中，浙江以党委统战部门为牵头单位，以覆盖县、乡、村的新乡贤组织为载体，根据新乡贤的资源优势和专业特长分类建立数据库，充分发挥其助力共同富裕的智识优势。杭州市富阳区按照乡贤行业分布情况，分党政军、金融工商、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以及基层模范5个类别将乡贤数据库进行细分，筛选其中100位特别突出的重点人士建立区级层面的“乡贤智库”。
聚焦公益捐助，引乡贤之资以“帮富”。通过设立各类公益基金项目，引导新乡贤捐资支持家乡发展公益事业，是浙江推动“新乡贤带富”的又一重要实践形式。作为“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宁波象山县，通过激活新乡贤“懿行密码”，鼓励新乡贤以捐赠、专项基金冠名资助等形式，认领家乡公益项目，设立孝亲敬老、扶贫帮困、助学助教助医等公益基金扶贫济困，已累计捐资3.2亿元，认领公益项目100余个。
聚焦乡村善治，引乡贤之德以“润富”。新乡贤首重其“贤”，以其嘉言懿行垂范乡里、引领乡风。为此，浙江各地一方面积极搭建平台、创新机制，发挥在地乡贤“老娘舅”的作用，协助镇、村干部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维护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注重通过建设乡贤馆、乡贤榜、乡贤广场等载体，打造乡贤聚会议事、文化传承、成果展示的阵地。杭州萧山区各镇街通过组建“新乡贤资政顾问团”“新乡贤参事会”，开设“乡贤议事厅”“乡贤圆桌会”，引导新乡贤参与基层治理，形成了“五和众联”“五德凤坞”“五义欢潭”等一批具有时代内涵和地方特色的基层治理载体。
浙江推进“新乡贤带富”的启示
“新乡贤带富”虽然只是浙江为共同富裕探路的诸多创新实践之一，但因其立足中国实际，既发挥了新乡贤的独特优势，又强化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基础，对有效推进乡村共同富裕有着重要启发意义。
推进“乡贤回归”有利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有机循环。当前，补齐乡村这块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关键在于促进城乡资源要素的双向流动、有机循环。“新乡贤带富”的浙江探索表明，在城乡发展存在明显差距的背景下，推进“乡贤回归”有利于激活乡村振兴的“一池春水”，加快人才、信息、资金、技术等资源要素为乡村“补血”，修复城乡之间的有机循环机制，从而为促进城乡均衡发展、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奠定良好基础。
“新乡贤带富”是乡村社会探索第三次分配的有效途径。我国在三次分配方面有需求、有供给，但需求和供给之间并没有很好地匹配起来。中国人往往有着挥之不去的乡愁情结和“报本反始”的文化观念，反哺家乡成了人们能接受、愿投入的社会公益之路。“新乡贤带富”的浙江探索表明，以乡情、乡愁感召新乡贤，可有效激发其“先富带后富、先富帮后富”的道德力量，从而引导其投身于家乡公益事业之中，创新新时代第三次分配的实践模式。
“新乡贤带富”是促进物质精神“双富裕”的重要载体。共同富裕是个兼具物质和精神内涵的发展目标。而浙江的探索实践表明，“新乡贤带富”正是既“富口袋”又“富脑袋”的重要载体：一方面，有利于发挥新乡贤在视野、资金、项目、技术和人脉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为发展乡村经济注入强大内生动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发挥新乡贤在化解民间纠纷、涵育文明乡风、传承乡贤文化等方面的积极作用，从而弘扬家国情怀、向善之道，使之成为新时代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
“新乡贤带富”落到实处需地方党委政府加强政策引导。新乡贤群体作为以乡情乡愁为纽带而凝聚起来的乡缘性社会力量，汇聚了来自本土本乡的各类贤能人士，许多还是“非党员、非体制内”人员。为此，浙江推进“新乡贤带富”的创新实践，主要是在各级党委统战部门的牵头下开展的，以政策引导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共富力量。这既有利于将党的领导贯穿于整个实践过程，保证相关工作符合党的大政方针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也有利于维护新乡贤的相对独立性地位，通过民主协商的工作机制和平台发挥其积极作用。
（姜方炳，中共杭州市委党校共同富裕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李传喜，中共台州市委党校社会与文化教研室主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