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最末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整顿软弱涣散基层党组织，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这为新时代基层治理指明了方向。

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正涌入基层，他们带着青年独有的蓬勃朝气，来到这片沾满泥土芬芳的广阔天地。随他们一同到来的，还有紧随时代潮流的全新工作及生活方式。

战国时期韩非有一句选拔名言：“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意思是选拔高层的官员和将领，一定要从有基层实际工作经验的人中选拔。年轻人不仅为基层治理源源不断注入“活血”，基层同样也培养年轻人。今天，在时代的洪流下，年轻一辈的时代使命、美好生活、家国担当到底在何处？或许答案就在他们来到基层的一瞬间。

郭洋：“小社区” 书写社会治理“大文章”

在杭州滨江区长河街道中兴花园，不少居民感觉到，自家小区的“风气”变了——遇到“急难盼愁”的大事小事，第一时间站出来协调沟通、与不合理现象“死磕”“硬刚”的不再是老娘舅，而是一群年轻人。在疫情防控中，一群青年社工，也以新生代实力派之姿集体破圈。

郭洋是长河街道的一名“90后”社工。

“2019年，我初入社区，成为一名垃圾分类专管员。”这份“有味道”的工作，对郭洋来说，确实是一项不小的挑战，每天早上头一件事，就是守在垃圾点位上，检查指导分类工作。“每当闻到剩饭剩菜、厨余汤汁的腐臭味时，免不了会让人产生抵触情绪。可基层工作干的就是这些繁杂的小事，既然选择了这个职业，就得坚持，说什么也不能丢了咱‘90后’社工的脸。”郭洋暗暗给自己鼓劲，一定要将这份工作理出头绪。

没多久，在社区领导的支持和物业的配合下，郭洋根据实际情况，整理了一套垃圾分类管理方案，社区一批党员先锋和热心群众也自发响应成立了一支督查小分队，劝导不文明行为。这以后，社区垃圾分类成绩有了明显的提升，连续几个月进了区垃圾分类红榜，小区里也刮起了垃圾分类人人参与的时尚新风。

好的开头，给了郭洋莫大的鼓励。像郭洋这样，讲效率、不妥协、脑子活的年轻社工，也是基层最稀缺的“良方”。

当然，基层的挑战和危险同样存在。

“1月26日，在这个离除夕仅有5天的小年夜里，滨江突发疫情，我们与奥密克戎不期而遇，一场遭遇战在凌晨打响。作为应急小分队的一员，我前往核心区域江三社区支援居民的转运工作。”郭洋说，该社区有2000多户人家，将近6000人，人员复杂，又临近过年，很多人一听要转运隔离，就产生了抗拒心理，不接电话不回复。

可情况紧急，来不及多想，郭洋连夜穿上防护服上下6楼不停奔走劝说，只为跑赢病毒传播速度。汗水模糊了防护镜，雨水打湿了人员名单，脚底的隔离套也早已磨通……当最后一波居民登上转运车辆，清晨的第一缕光亮将身上的隔离服照得透亮时，郭洋深刻地感受到，他身上也有着沉甸甸的责任和不容所负的使命，“我们街道的社工基本都是年轻人，在疫情下，进行着一次次基层力量的‘提纯’。”

当代很多青年追求“圈层”，热衷于在以个人价值和兴趣为基础的圈层中找到精神满足和价值来源。疫情之下，诸多基层的年轻社工对这份工作产生了更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郭洋说，在基层治理实践中，如何帮助群众解决难点、痛点问题，如何创新工作方式，既需要发扬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也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我们都在说，学历不等同能力，将所学化为所用才是真正地学以致用。社区工作是一门大学问，‘小社区’也能书写社会治理‘大文章’。”

黄建成：法治“善为” 促基层“善治”

在杭州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大厅，当事人进进出出，工作人员忙里忙外。

“前段时间，很多人都追过一部法制题材的电视剧叫《底线》，有个情节让人印象深刻：有人吐槽‘立案庭是法院看大门的’。这句话在我们立案人的圈子里引起了不小的波动。”黄建成来自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他说，立案庭是人民群众接触法院最广泛、最密切的“第一窗口”，是法院审判工作的前沿阵地，也是法院最接地气、最具烟火气的部门。

“我们每天面对来来往往的人、立各式各样的案，每一个看起来简单的案件，都是别人的悲欢离合。这就需要我们本着化解矛盾、源头治理的宗旨推行诉前调解，积极参与到基层社会治理中。”在立案庭工作，黄建成深深地感到，很多矛盾纠纷并非不可调和。调解既减少当事人诉累，又节约司法资源，是最经济、快捷、高效的解纷方式。

人民群众对司法服务有现实需求，但基层网格人员力量不足，不少群众不会用、不愿用网络进行纠纷调解。针对这些难点，今年，杭州法院总结既往经验做法，迭代升级共享法庭，并成立建设工作专班。黄建成加入了这个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工作专班，成为推动全市共享法庭建设的一员。

“前段时间，我参与了一起涉农作物污染赔偿案件的调解指导，让我对‘共享法庭’有了新的定义。”黄建成说，当调解员介绍在线视频的是法院法官的时候，刚刚还争得面红耳赤的当事人都冷静下来了，耐心地听他讲解对此次纠纷化解有关成本、取证、法律适用、类案判决等方面的释法，最终双方当事人握手言和。虽然这是一个非常小的案件，但是，当事人对法律的敬畏让黄建成很有感触。

“小法庭”发挥“大作用”。截至11月底，杭州“共享法庭”指导调解73374件次，化解纠纷48678件，开展网上立案、在线诉讼、协助执行等40572件次，普法宣传11836场147万余人次。大量诉前调解成功案件自动履行，矛盾纠纷在基层得到有效化解，有力促进了社会和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法治’一词出现了23次。基层是依法治国的根基，法治建设的薄弱环节在基层，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如今，人民法院由单纯办案为主向主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变，更好地发挥了人民法庭面向基层、化解矛盾、定分止争、参与治理的前沿阵地作用。”黄建成说，人民法院正从“注重办案”向“参与治理”转变，从“法庭内”向“法庭外”延伸，以法治“善为”促基层“善治”。如今，遍布杭州城乡的3778个“共享法庭”镶嵌在基层各个角落，主动融入城乡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写下了生动注脚。

“当下，人民群众解决纠纷的渠道更多、更高效，也很便利。”黄建成说，法官，不仅仅是法庭上的裁判者，更应是主动融入基层的赋能者，让纠纷切实化解在源头，让老百姓真切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汤罕俊 “大数据+大脚板” 助力基层精准监督

“80后”汤罕俊是余杭区纪委监委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我加入纪检监察队伍已有十个年头，历数这些年来参与的工作，印象最深刻、成就感最强的还是公权力大数据监督推动基层治理工作。”汤罕俊说，数字时代如何更好地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提高基层监督效能，是纪检监察机关面临的迫切问题。

“驾驶舱”“监督模型”“数据碰撞”，今年7月，当这些陌生的词汇，一股脑儿出现在汤罕俊面前时，他从一名纪检监察老兵变成了一名数字监督新兵。“难”“忙”是汤罕俊对数字化改革的第一印象，“我们的工作推进不是以周记、以天记，而是以小时记。”正是在这分秒必争的工作节奏中，他和同事们开启了和数据、规则打交道的历程。“我们从‘小切口’破题，紧盯重点领域、重点部门、重点人员，构建水利工程、渣土、国企采购、村级一把手、编外用工等数字化监督基层权力的子场景。”汤罕俊回忆。

“无数次碰壁，无数次重燃希望。终于，8月底，我们试点的场景成功上线并全省推广。当天回家吃晚饭，儿子对我说，爸爸你好久没回家吃晚饭了。”汤罕俊说，尽管历经千辛万苦，但看到一条条红色预警碰撞出来，一个个问题、一条条风险在基层得到化解，他真切地感受到数字监督释放了更大的治理效能。

“光依靠大数据不够，还要靠实打实的‘脚板子’，到基层一线去，到群众身边去，了解真实情况，推动问题解决。”汤罕俊说，前不久，余杭区一村民在数字驾驶舱“监督一点通”中，反映污水管道中的污水渗透，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纪委收到反映后第一时间督办，督促职能部门科学制定解决方案，并全程跟进监督，最后问题诉求得到圆满解决。

“我们对一件事情跟到底，推动群众诉求联动处置、源头化解。”汤罕俊介绍，余杭区纪委监委“监督一点通”服务平台在纪检监察机关和群众之间搭建信息化桥梁，将群众身边的问题及时化解在最小网格，这样做不仅能够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还让城市基层治理更加精准化、精细化。截至目前，平台共受理群众诉求2405件，群众满意度达到100%。对于纪检监察业务外的群众诉求，则通过基层治理“四平台”流转交办，并对疑难未办结、群众反馈不满意的事件及时启动督办。

“党的二十大做出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的重要部署。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要积极探索数字赋能推动公权力监督方式迭代升级，在数字化监督融入基层治理的跑道上走深做实，持续推动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汤罕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