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从事考古工作整整40年的考古人，从2002年起领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人们往往认为，考古学是研究实物的，与政治比较远，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只是一个口号，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因为在考古研究的资料中，除了极少数诸如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牍、帛书等当时的文字资料之外，出土的遗迹和遗物本身是不会说话的，需要考古学家通过认真的发掘、仔细的整理，加上他自己的学术素养、知识背景和已经进行的相关研究成果，去解释考古材料，阐释这批材料所反映的当时人们的生活和社会方方面面的状况。针对同一批资料，不同学术背景、学术体系和学术观点的学者，往往会得出完全不同的见解。因此，是不是能够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决定一个学者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学术水平。

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并将其自觉地运用于自己的研究之中是极为重要的，而且也许比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更加重要。因为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所依据的资料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文字记载或其他数据支撑的，而考古学则要为那些不会说话的实物来“代言”，阐释过去发生的一切。所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掌握和运用就显得更加重要。这是我从事考古学研究40年，参加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研究20年的切身体会。

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

我从小学三、四年级起就喜欢上打乒乓球。那时候正是我们国家乒乓球队刚刚取得世界冠军的时期。记得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乒乓球男队队员徐寅生发表了《关于如何打好乒乓球》讲话，他运用辩证法的思想，说明了在打乒乓球当中遇到的问题，以及依靠辩证法解决这些问题的体会。毛泽东主席高度评价这篇讲话，指示要在全国范围学习，让大家都掌握唯物辩证法，这引起了我对唯物辩证法的兴趣。1972年年初，我结束了两年的插队知青的生活，从农村抽调回城市做工人，后来成为厂工会宣传委员。在参加工人理论队伍的活动中，我开始浏览哲学专业的书籍，为培养辩证的思维方式打下基础。1977年恢复高考后，我考入吉林大学，成为历史系首届考古专业的学生。当时，吉林大学考古专业的创办人张忠培教授（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经常跟我们聊天，教导我们要学好哲学，增强辩证思维能力，用来指导研究。自此以后，我就更加自觉地学习哲学，运用哲学的辩证方法分析周围的事物，并养成习惯。

萌发文明探源念头

1987年，我在北京市房山琉璃河遗址西周燕国都城和贵族墓地的发掘告一段落，受单位派遣到日本留学，学习日本和朝鲜半岛的考古学，研究东亚地区古代文化交流。由于我一直对文明起源问题感兴趣，因此在学习之余，抽出了大量时间阅读日文出版的研究世界文明的书。我惊异地发现，在研究世界各地古老文明的著作中，埃及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历史都是5000年，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有4500年历史，而中国文明则只有3300年历史。当时流行的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是“文明三要素”，即冶金术的使用、文字的使用和城市的出现。按照这个判断标准，只有3300多年前殷墟时期符合。而殷墟之前的商代前期和夏代，由于没有发现确切的文字，也就不被认可进入文明社会。关于《史记》的《夏本纪》和记载黄帝炎帝到尧舜时期事迹的《五帝本纪》则被认为是传说甚至神话而不足为信。这对我有很大的刺激，让我意识到研究中华文明的历史必须依靠考古学不断获得新的资料。作为国家级考古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又是从事史前到夏商周时期的考古，自己有责任去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填补文献记载的不足。

1996年夏天，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我的第二个博士学位后，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有机会全程参加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5年的研究，工程取得了显著成果，拿出了一个夏商西周时代的年表。工程结束后，我们参加工程的学者都希望国家继续支持多学科结合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形成与早期发展。科技部同意了我们的要求，并于2002年启动预备性研究。我被任命为探源工程的项目负责人。

冲破“三要素”桎梏，提出中国方案

实施探源工程遇到最大的问题就是“文明三要素”。如果以这三要素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那么如果找不到早于商代晚期的文字，就无法论证商代前期和夏代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当时，这三要素就像戴在头上的“紧箍儿”，一想到就会头疼。寻找文字是十分困难的，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上才得以保留下来的。如果是写在竹木或纺织品上，那就无法保存。

“文明三要素”难道真的是论证进入文明社会的必要因素？我们认真观察了其他古代文明，发现并不是所有的文明都符合“文明三要素”。比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虽然也高度发达，但是却没有冶金术。南美洲的印加文明，曾经盛极一时，控制范围相当广阔，但是它并没有文字，而国际上并没有人因此否认这两个区域已经进入文明社会。可见，“文明三要素”并不是缺一不可。这就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讨当时的文明，而不是从教条出发。

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华文明探源研究

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实施过程中，我们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研究。具体来说，首先，注重考察文明起源形成的经济基础，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包括工程设置的各地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状况的考察。在此基础上，考察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导致的生产关系发生的变化，比如琢玉、修漆、精致陶器制作等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及其与王权之间的关系。

其次，运用联系的观点来研究社会变化的内因和外因。一方面，研究环境的变化以及对各地区文明起源形成的影响。同时，将一个区域的文明放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研究、比较该文明与其他区域文明之间的联系互动，尤其是将中华文明放在世界文明的大体系当中，研究它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研究文明历程不仅要研究它是从哪个时间点进入的，更要将文明的起源、形成、发展看作连续变化的过程，注意研究文明因素从量的积累向质的变化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社会分工的出现、阶层的分化和权力的出现、强化，最终形成国家，从而将国家的出现作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根本标志。我们坚持在文明起源研究中使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考古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材料，提炼出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根据考古遗存判断形成国家、进入文明社会的几方面特征：即都城的出现、宫殿或神庙的出现、王和其他高级贵族墓葬、表明等级身份的礼器及其制度的出现、战争和暴力的出现。

此外，我们依据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研究各个区域文明演进的道路、特点以及它们之间存在的共性因素。我们将这些共性因素放入世界范围去观察，发现各个原生文明也同样存在这些共性因素。因此我们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也适用于其他文明，具体来说，即生产力发展、人口增加导致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分化的不断加剧导致出现阶级；公共权力不断强化导致出现王权和国家。

20年的探源工程，让我们真真切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从事科学研究的法宝。如果熟练掌握运用，会受益终生。目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已经进入了第五阶段。尽管从项目负责人到研究的内容都有所变化，但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去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研究这一基本方针是始终不变的。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作者，我们始终在不断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具体来说有三点感悟。

首先，我们一定要充分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充分认识它的科学性。改革开放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由于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马克思主义理论一度被误解为教条的理论。但经过40年的思考与实践，我们认为无论时代如何变化，马克思主义始终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可以指导任何科学事业。在国际考古学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是十分崇高的，除了有马克思主义考古学派之外，其他的考古学者在研究中也会自觉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比如研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研究不同文明之间的联系等。

其次，在坚持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百年的考古历程发现了丰富的文明材料，这足以证明中国在东方王权国家文明中有足够的发言权。虽然马克思在分析人类文明形态时并未深入考察到东方社会，但他所列举的文明类型中一定有中国特色。因此，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时也要根据中国实际，阐释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王权国家和文明形成的特点，这将会丰富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和国家的理论，让马克思主义始终充满生命力。

再次，对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充分认识它的珍贵性，尽可能准确掌握其内涵。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这说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极其丰富的，它不仅包含日常的文化习俗，还包括民本思想等思想观点和人文精神等。要在准确把握内涵的基础上让年轻人更好地体验、热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激发他们的认同感。中华文明是各个民族、各个区域共同创造的智慧结晶，是联系、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考古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种人文环境，让中华儿女找到精神上的根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