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化与艺术中那种精致、典雅的“韵律”，我们今天可以概称为“宋韵”，它是一个既有历史积淀，又有时代指向的具备丰富内涵的概念集成，它不再是单纯的审美意涵，而是一种广博的人文精神。

就精神气质而言，犹如唐君毅所论，“中国民族之精神，由魏晋而超越纯化，由隋唐而才情汗漫，精神充沛。至宋明则由汗漫之才情，归于收敛，充沛外凸之精神，归于平顺而向内敛抑。心智日以清，而事理日以明”。这种相对内倾、色调淡雅的文化类型对后世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等诸多文化门类的渗透相当深刻，以理学为代表的宋代文化则是近世中国思想文化的神韵所在。

今天，宋代以往的陈迹已经化为名胜古迹，它们与现代化的东南区域融为一体。当下的创造性发展、创新性转化，试图在社会的视听环节里让宋代的文化意涵重新复活，也并非不可能。然而，我在这里要强调的却不仅仅是宋代的这种文化意涵的复兴，而是精神意涵的复兴。宋韵的精神意涵，概括地说主要就是三点：包容、自律和平等和谐。

包容，即坚守原则前提下的兼收并蓄的政策及其胸襟。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相对包容的时代，其在包容性下取得的社会共识、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人才荟萃等都给予后人深刻的启示。文化上的包容也令人印象深刻。陈寅恪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兼收并蓄，将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组成一个有机体，最终将外来文化内化为自身的文化，这对于发展当代中国文化有着重要意义。

自律。两宋是道德理性主义的高峰，空前活跃的两宋思想学术最终凝聚为理学。两宋理学所探讨的主要理论内容，是要发扬先秦儒家所指出的天道、性命、理气、心性之旨，并欲以此治本安邦、化成天下。理学在本体、实践工夫上都有深入和系统的论述，展现出相当的理论深度与深远的理论意义，直至对于现当代的个人、中国和世界问题也同样意义甚大。理论建构再为精妙，最终都要落实在个人实践上，任何精妙的伦理学说与道德规范，都要依赖自律的道德实践将之转化成有社会性意义的活动。理学具有理性、普遍性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儒家学术在宋明以来逐渐日常生活化与市民化。儒学已经不仅仅是读书人仕途晋升的敲门砖，而且由于其普遍性的教义，使得社会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借着穷理、致知、涵养、齐家之工夫得到提升，并有所受用，这无形地促成了世俗、市民社会的儒家文化，而使得世俗社会与上层社会有一个弹性与互动。最后，理学对中国士人品格的塑造是深远的。理学家对义理、对心性本体之发明，彰显了孔孟以来儒家天人合一之真义，使得宋明时期越来越多的士人能够以天下为己任，重视担当精神与独立气节，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公共事务，从而给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带来较正面的因素。程朱理学的“主敬”与“致知”，也应该成为今天人们的精神追求，转化成“理性自觉”“伦理自觉”“文化自觉”这三种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

平等和谐。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是我们奋进新征程中的一项重大任务，它是物质的经济条件与精神追求不可分割的有机结合体，既是物质生活充实无忧，也是道德境界充分升华，而这些都需要在平等和谐的社会氛围里达成。这也是320年两宋风云给予我们的启示。人才脱颖而出需要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经济稳定增长也需要和谐有序的社会环境。我们重视创新，而创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更频繁、密切的人际交往，正是在思想的碰撞中，才能摩擦出创新的火花。约翰·奈斯比特在其《大趋势》一书中指出，在未来以高技术为支柱的现代社会中，人们会产生“高情感”的需求，人们将更加渴望与人相聚、生活于人群中。以共同价值观、共同归属感为属性的“精神共同体”显得特别重要。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国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