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积极探索推动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提出了推动发展型制度政策加快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跃升转变的重大目标。经过一年建设，初步形成了由国家、市场、社会等多种力量驱动，融入可持续发展和数字化等议题，促进经济制度与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与自然环境综合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体系。目前，浙江共同富裕治理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八个方面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把系统重塑作为战略目标，树立系统思维，从治理体系架构、内容、动力、工具等着手，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浙江首先以理念共识引领制度政策体系架构。通过厘清共同富裕理论内涵，确定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科学谋划、系统有序地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其次是以系统治理回应治理内容的丰富性特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对共同富裕建设的总体布局，超越了以往简单地对经济领域、公共服务领域的聚焦，它包括了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社会治理等内容，以系统思维对浙江全省域全领域进行全局谋划、综合治理。最后在具体实践中，构筑全体人民“共富共同体”。从多元、多层次社会主体的发展特质和需求特质出发，连续出台《浙江省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实施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健全完善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等政策文件，兼顾各主体发展和共享权益。
第二，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旨在打通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话语体系，不仅保持稳定、持续、适当速度的经济增长，还要让事实上的社会最弱势群体享受社会进步带来的福祉，同时促进全社会成员的福利总量不断提高。在浙江，这首先体现在出台“扩中提低”行动计划，通过实施差别化收入分配激励政策，实现由“输血式”帮扶向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的“造血式”帮扶转变。其次，聚焦相对弱势群体，以资源倾斜来突破先天禀赋带来的困境。围绕“一老一小”，积极探索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和养老服务体系，着力构建育儿友好型社会和养老友好型社会。最后，聚焦欠发达地区，根据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特点，选择自身发展重点和发展路径。
第三，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复杂的历史、代际和阶层问题，以及城乡、区域、群体差异和文化传统，探索破除制度不平等与机会不平等路径，让人民拥有获得财富和优质公共服务的公平权利。在浙江，一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口流动、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二是促进教育机会公平，消除社会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浙江省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完善城乡教育布局规划动态调整和优化机制放在突出位置，通过推进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中小学同步招生改革，全面实施“公民同招”政策等举措促进教育公平。三是推进市场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体制根源。《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探索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价值的实现形式，强调赋予科研人员职务成果所有权和不低于10年的长期使用权，提高科研人员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享比例等，建立市场评价贡献、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
第四，共同富裕治理体系涉及经济发展、金融、税收调节、就业创业、民生保障、乡村振兴、生态富民惠民等各个领域中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关系，需要符合制度政策之间的兼容原则，既体现制度设计的协调性，也体现政策执行的联动性。一方面，增强不同领域之间政策的平衡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强化联动协同。
第五，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推动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精巧的微观机制激发转化的内生动力，形成可持续运转模式，取得治理效益最大化。首先，数字化改革是引领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核心驱动力。浙江充分发挥数字治理机制，赋能共同富裕建设。通过加快推进“城市大脑+未来社区”“健康大脑+智慧医疗”等建设，在更广范围实现公共服务的优质共享，提升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包容性。与此同时，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现代产业体系，建设提升生产生活数字场景，为社会和民众创造财富。其次，浙江探索价值转换机制，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转化成经济效益的良性循环。在生态资源丰富地区，探索建立“两山银行”改革试点，实现生态资源的“资源-资产-资本”转化。在文化特色突出地区，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基因，促进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推进文化资源的价值转化。最后，浙江建立可量化、可感知的共同富裕综合评估与评价机制，精准评价各地推进共同富裕的进展和水平。
第六，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充分考虑外部环境、府际关系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以及组织网络中行动者的多元性和流动性，让制度政策具有传承性和成长性，保证体系框架能在不同环境及发展阶段中策略性适配以达到相对稳定和均衡。一方面，浙江针对各地发展基础、特色优势和主导产业，量身定制、精准支持，围绕平台共建、产业发展、要素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推动专项政策。另一方面，政策制定更加具备生长性，循序渐进、迭代升级以适应在不同阶段民众的共富需求。
第七，共同富裕治理体系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促进共同富裕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高度统一起来，最大限度提高民众平等参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能力，通过完善制度设计，最大限度补偿和克服“马太效应”“阶层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行使自由权利和可行能力的影响。绝对贫困虽然消除了，但相对贫困、精神贫困、某些制度因素导致的制度性贫困仍然存在。这就需要在实践中增进社会对共同富裕的理性认知，形成科学的共同富裕观。浙江不断厚植勤劳致富、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围，倡导人人勤劳奋斗才能共同富裕，积极培育公益慈善文化，建设财富伦理价值体系，让财富变幸福。特别是浙江以人力资本投资作为重点，健全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机制，通过完善“教育大脑+”体系。
第八，共同富裕治理体系需要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成为具有外溢效应的公共产品。一方面，区域之间产生由包括模仿、学习和竞争等横向机制造成的政策外溢效应。例如，浙江绍兴首创的“枫桥经验”在全国各地掀起学习推广热潮；浙江安吉创新的“两山银行”生态产品价值转化机制在安徽、江西、湖北、陕西等地得到推广和尝试；“山海协作”工程在为浙江区域均衡协同发展打下基础的同时，也为浙川协作、粤桂协作、粤黔合作等区域协作提供方法论支撑。另一方面，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领域之间产生由共同富裕核心价值共识和政策共性特征造成的政策外溢效应。浙江公共服务领域的医共体和教共体建设、城乡居民“三免三惠”健康行动、城乡同质同标的免费健康体检制度等，对于其他地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学校长；本文节选自“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高峰论坛”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