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指出，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并提出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打造好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需要理解宋韵文化的内涵，这就必须理解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同时也是一座文化高峰。在王国维看来，宋代“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更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人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中庸》，其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话或可用来概括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致广大而尽精微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傅乐成教授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与刘子健的“内省说”有相同之处。宋代文化的确具有“内省”或“内敛”等特征，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到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范仲淹在内省中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依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即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再如苏轼提出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无穷无尽，其广博大气世所罕见。

与唐人的粗犷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精细入微，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宋代理学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并于“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宋人自身的修养，“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则指通达中庸之道，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宋代文化意与韵的形成，离不开宋代“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其独到的理学即哲学。如果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所在。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并在“祖宗家法”的保障下，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乃至通向“极高明”之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