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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发布时间:2022-04-25 11:07:52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指出,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并提出要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打造以宋韵文化为代表的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打造好浙江历史文化金名片需要理解宋韵文化的内涵,这就必须理解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宋代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朝代,但同时也是一座文化高峰。在王国维看来,宋代“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陈寅恪更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人极为推崇的儒家经典《中庸》,其中“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两句话或可用来概括宋代文化的意与韵。

致广大而尽精微

关于宋代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作过探讨。著名宋史专家刘子健具体论证了宋代尤其是南宋文化的“内省”特点。傅乐成教授总结唐、宋文化“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唐代文化以接受外来文化为主,其文化精神及动态是复杂而进取的”,宋代文化则在“民族本位”的基础上,转向“单纯与收敛”,到了南宋,由于道统思想的确立,其“民族本位文化益形坚固,其排拒外来文化的成见,也日益加深”。也就是说,宋代文化具有既单纯内敛又具有排他性的特点,这与刘子健的“内省说”有相同之处。宋代文化的确具有“内省”或“内敛”等特征,但如果作深入观察,也许可以发现生于忧患、长于忧患的宋人在“祖宗家法”引导下,通过内省创造的所谓“宋型文化”,与“开放性”“复杂性”等特征并非对立。

与“四夷既服”、雄踞东亚的唐代不同,宋代版图狭小;而在五代十国的近一个世纪,北方少数民族的实力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北宋就经常遭到西夏的侵扰;南渡后,更是只剩半壁江山。因此,宋人一直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具有浓烈的忧患意识。不过,宋人的忧患没有导致颓废,而是在忧患中内省,在内省中寻找立身之本。邵雍说:“天学修心,人学修身。身安心乐,乃见天人。”这个“天人合一”便是宋人内省后形成的一种立身境界。范仲淹在内省中形成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忧乐观”,影响了整个宋代士人,至今依然。

从这个意义上说,宋人的内省不是“单纯与收敛”,更不是排他,而是“致广大”,即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基础上,形成了广博深厚、大气开放的气度。邵雍的“天人合一”,范仲淹的“忧乐观”,就体现了这一点。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则又从广阔的宇宙空间与深远的历史时间中来确认人的社会角色。再如苏轼提出的“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与天地同在,无穷无尽,其广博大气世所罕见。

与唐人的粗犷雄放不同,宋人在广泛汲取人类知识的过程中,不仅精细入微,而且他们的文化活动也达到了精细化的境界。宋代理学融儒、道、释三家思想于一体。在融汇过程中,宋代不同学派虽有各自的主张与立场,但均以儒家思想为主,汲取释、道两家的精华,融合成体大思精的理学体系,形成了宋代文化的大脑与灵魂。在这个大脑的指挥下,宋人的生活,宋代的文学、艺术、陶瓷、建筑等文化作品,均具有精细化的特征,并于“尽精微”中,体现出丰富性与多元化。

极高明而道中庸

“极高明而道中庸”体现了宋人自身的修养,“极高明”是指人在立身处世时达到既高大又光明的精神境界;“道中庸”则指通达中庸之道,是通向“极高明”的一种修养途径。它保证了和而不同的学派的形成,也促进了“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的展开,犹如“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宋代文化意与韵的形成,离不开宋代“祖宗家法”的保障。宋代实施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度,这个制度又是以广大庶族即平民士人为基础的。反映在科举制度上,大量的庶族平民进入了政府的各级机构。其他一系列的“祖宗家法”又强化了士人经世济民的能量,以及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也从多方面激发了他们的文化自主、文化自断、文化自信的性格,造就了自先秦以来又一座文化高峰。

宋代文化的意与韵,根植于其独到的理学即哲学。如果说,由各种实践活动构成的历史是一个人的骨骼支架,文学艺术作品是一个人的血脉肌肤,那么哲学就是一个人的大脑与灵魂,也是一个人的精神与信仰所在。宋人虽生于忧患、长于忧患,却善于内省,并在“祖宗家法”的保障下,个性得到了舒展和张扬,乃至通向“极高明”之境界。这是宋代文化更深层的意与韵,也是“致广大”与“尽精微”的根本所在。

【作者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来源:浙江日报   作者:沈松勤   编辑:陈俊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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