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的西方国家围堵中国出口，不断制造贸易摩擦，而新冠肺炎疫情又使全球化雪上加霜。面对双重压力，2020年中央提出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强调使提振消费与扩大投资有效结合、相互促进。对此，有学者认为，“高储蓄”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内需求，要扩大消费，必须将“高储蓄”降下来。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王东京近日在《学习时报》撰文指出，这其实是对“储蓄”的误解，或者说只是一知半解。“储蓄”对家庭具有一定的“缓压”功能，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储蓄对维护社会稳定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他提出，从整个国家层面看，储蓄并不会抑制或减少总需求。何以作出这样的判断？可以从投资和消费两个角度分析：

从投资需求角度看，居民为了取得利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存入银行（储蓄）；银行吸收储户存款后，需给储户支付利息。我们知道，银行是自负盈亏的商业机构，利润来自存贷利息差。银行为了追求多盈利或避免亏损，会立即将存款贷放给企业。如此一来，储蓄则通过银行转化成企业投资，社会总投资需求会增加。

从消费需求角度看，若某人增加银行储蓄，他的当期消费会减少，但社会总消费未必会减少。有两个关键点：第一，银行不仅为企业提供贷款，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贷款。当社会上投资过剩而消费需求不足时，银行会将“储蓄”更多地转化为消费贷款。于是，张三的“储蓄”转化成了李四的消费，此消彼长，总消费需求不会变。第二，是“生命周期假说”。此假说认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消费与收入会有不同的安排。通常的情形是：年轻时消费会大于收入，有负债；中年时收入会大于消费，有储蓄；老年时，消费会大于收入，用储蓄弥补缺口。前后算总账，一个人一生的消费，最终会等于他一生的收入。这是说，“储蓄”是人们在生命不同阶段“平衡”消费的理性安排。

王东京最后总结道：储蓄不过是人们对现期消费与远期消费进行权衡后的自由选择。有人希望增加未来消费，今天愿意储蓄；有人希望提前消费，愿意从银行贷款。逻辑上，只要银行将存款全部贷出去，无论储蓄率多高，皆不会抑制国内总需求，所以高储蓄不应受到指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