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是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平台，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阵地，培养时代新人、弘扬时代新风的精神家园，开展中国特色志愿服务的广阔舞台。

目前，浙江正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共同富裕不仅是物质上富裕富足，更要在精神上自信自强。杭州作为省内文明创建“排头兵”，正在扎实推进精神文明高地打造。截至去年11月，杭州共挂牌运行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9个、实践所175家、实践站2660家、实践点1133个，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杭州持续擦亮文明经典品牌，比如“最美现象”“礼让斑马线”“孝心车位”“爱国主义教育红色公交专线”，打造有区域特色的文明新风品牌；利用数字社会发展优势创新推出全国首个区域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数字服务平台——“文明帮帮码”；以迎接亚运会为契机，全面推进城市文明水平提升、全民志愿城市建设、“杭州欢迎你”城市通、“杭州欢迎你”旅游服务提升、“亚运四进”等重点专项。

“十四五”期间杭州将实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市域全覆盖，争创全国文明典范城市。但当前在具体实践中也凸显出一些困境，集中体现在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标准化仍需提高，活动内容需要进一步丰富，活动主体需要更加多元，活动可持续性常态化机制需要进一步探索，资源力量需要进一步整合，群众参与度需要进一步提升，志愿服务需要更加精准等。这些困境将不利于杭州率先实现“精神富有、文化先行”。

立足于杭州市域范围内部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的观察思考，我们提出来优化杭州新时代文明实践需要着重处理好以下四对关系。

处理好党的创新理论和地方性知识的关系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担负着宣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使命。相比而言，人民群众与自己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乡土文化或市井文化更熟悉，也被称作地方性知识。两种文化形态的价值取向、概念表达和话语体系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存在一些冲突。文明实践中心应该在党的创新理论和地方性知识中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内容在地化。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创新理论和政策实践的宣讲不能够生搬硬套、强制灌输，必须融入与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教育、就业、养老、医疗卫生、邻里和谐、生活环境改善等公共服务事项中去，让理论具象化，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让市民百姓看得见、摸得着、记得住、用得到。因地制宜，把地方历史文化特色、历史文化精神融入理论和政策宣讲，增强市民百姓的情境感和共情能力。

形式在地化。重视基层文化队伍对民众的组织和引领作用，比如广场舞、民间乐队等，这些组织化形态参与人数多、受欢迎程度高，是凝聚群众、引导群众开展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重要形式，应该在其中巧妙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法治元素，在寓教于乐中让人民群众潜移默化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熏染。挖掘组建民间文化学者宣讲团，采用地方戏曲、民间小调、评书快板、白话故事等通俗易懂且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表现形式，把抽象的理论体系，晦涩的概念，严肃的政策话语生动活泼地表达出来。抓住传统节日等关键时间节点，举办仪式展演社会秩序，唤醒集体记忆。

处理好党委政府主导和人民群众参与的关系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其本质精神是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文明实践中心建设也需要多主体通力合作，贯彻共建共治共享原则。

地方党委政府要发挥引领和主导作用，注重思想政治引领和价值引领，加强总体统筹和谋划，整合各方资源和力量。在组织体系建设上，严格按照中央要求，建设三级组织活动架构。在行动落实上，各级党员领导干部、机关事业单位职工要带头开展调研和志愿服务活动，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

要鼓励人民群众参与。群众不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对象，还应是文明实践的主体，文明实践最终要依靠人民群众自主完成。群众参与是检验文明实践成效的重要评价标准，也是文明实践得以永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基层社会组织是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重要载体，各级政府要给予政策支持、经费保障和能力建设，特别是重视孵化村（社）草根社会组织，让群众分散的意见得以组织化表达。志愿服务是群众参与文明实践的重要表现形式，要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团结群众身边的退休党员、村社骨干、村（居）两委工作人员、新时代乡贤等关键群体，通过他们带动广大群众参与文明实践和社会治理，在志愿服务中实现自我价值。

处理好外部资源输入与内生动力激活的关系

文明实践所宣传的科学理论、政策话语，倡导的生活方式、社会文明、志愿服务，对基层社会来说具有“外来的”“外部的”特点，本质上是国家力量对基层社会的进入和再造。目前行政化为主导的运作方式使得文明实践资源也主要以部门或各层级政府的形式对基层社会输入。如果这种资源输入，没有依托基层社会本身的特质，那么文明实践活动就不可能在基层社会生根发芽，会停留在“悬浮” 状态。

要充分利用村（居）两委组织架构。近来村两委因为没有充分发挥自治作用颇受诟病，但是村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委员会却是实实在在的一级管理单元。村（居）民遇到纠纷还是愿意找村委会调解。诸多调查揭示，村两委是农民的主心骨和农村志愿服务队伍的核心，也是农民群众接受外来志愿服务组织的“担保人” 。所以在文明实践中，要激活并充分借助村（居）两委的组织化力量。

要注重培育基层社会资本和农民/市民公共精神。社会资本是指个体或团体之间的关联——社会网络、互惠性规范和由此产生的信任。社会资本越丰富，个体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网络的动员能力越强。社会转型期，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信任正逐步向现代社会个体之间的制度化信任转变。要抓住新时代文明实践契机，开展社区活动，激发群众参与，扩大群众交往，培育公共精神，增强群众社区认同感，营造社区共同体。

处理好线上和线下的关系

数字技术前所未有改变了人与人连接方式，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治理领域中。高质量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要充分利用数字化治理的机遇，推动文明实践中心数字化、信息化发展。

在市域范围内建设统一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云平台，建立全市资源库，及时发布信息、进行活动报道，实现网络菜单式服务。利用“互联网 +”新媒体技术，把文明实践活动内容实现终端化、移动化，方便群众参与，比如 “文明帮帮码”，打通志愿服务供给端和需求端，实现志愿服务的准确及时、便捷高效，不断提升广大群众参与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积极性和获得感。发挥自媒体优势，激发传播活力，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以网络、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为主要平台，将新思想新理论以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形式发布出去。

正视“数字鸿沟” 的存在。“数字鸿沟”是指不同人群对信息化工具、技术拥有程度、应用程度和创新能力的差异越来越大，折射的是社会变迁导致的社会结构性分化。在农村地区，由于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以及人口文化素质整体偏低，对数字技术的使用能力和适应能力还非常有限。即使在发达的城市地区，仍然有老年人群体难以适应数字社会各种新技术要求。这就要求在推动文明实践数字化发展的同时，针对特殊地区和特殊人群，线下的文明实践活动方式和手段必不可少。另外，可以针对性设计一些简单的文明实践数字应用场景，让这些人群也享受数字化便利。总之，文明实践从线下到线上，需要一个过渡期和适应期，并且线上和线下作为手段都应该成为人民群众备选。

（作者系华东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杭州市社科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