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日前发表“致读者书”，就其出版的《梁佩兰集校注》中出现的诸多错误向公众道歉，同时通知全国书店即日将此书下架，并提供退货配套服务。

《梁佩兰集校注》中存在的错误，多数都不是因为校注者的疏漏所导致，而是与校注者本人的学术能力有关。略举数例：纳兰容若，原名纳兰成德，因避讳太子保成而改名纳兰性德，校注者却两次注为“以避废太子名改成德”；“妃子擎进胡为来”，校注者注为：“酒由贵妃捧持进来，后来胡人就来。妃子，指杨贵妃。胡，指安禄山。”“胡”是古典诗歌中常见的用语，意思是“为什么”，如陶渊明“田园将芜胡不归”、李白“嗟尔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杜甫“胡为来幕下，只合在舟中”，跟安禄山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注“关壮缪庙”：“关壮缪，指三国蜀关羽。壮缪是宋高宗建炎二年追赠给他的封号。”但《蜀志·关张马黄赵传》中说得明白：“追谥羽曰壮缪侯。”整部校注，错字、错断、错解俯拾即是，其中有些低级错误，看似是由于不加审慎，说到底还是学术功力欠缺，因为功力欠缺，也就根本想不到哪些地方要慎之又慎。

这样一本粗制滥造的校注，校注者本人固然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更大的责任则要由出版者来负，其一，《梁佩兰集校注》被列入“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本身就大可商榷，梁佩兰虽与清代名诗人屈大均齐名，然其作品实乏善可陈，不足以嘉惠后学；其二是选人失误，对校注者真实的学术水平缺少起码的了解；其三是中华书局内部的审核机制也大有问题，机制应该是健全的，但运营机制的是人，如果缺少足具学术能力的编辑编审，那审核机制就是徒具形式而已。当然这“人才凋零”的责任，中华书局是负不起的。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古典文学出版重镇，40多年来长盛不衰，实话讲吃的是“老本”，仰仗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前后出生的那一代学人。那一代学人如今多已身故，而后继者中能传前辈衣钵者实在屈指可数。更可痛惜的，老一辈学人“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那样的学风也已成空谷绝响，求名求利还来不及，哪有心思做学问呢？正应了毛泽东同志引用过的一副名联：“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

知名文化学者盛大林去年以来通过个人公众号连续发表考证文章，列举“中国诗词大会”学术总负责人李定广新著《分类唐诗三百首》存在的多处“硬伤”。该书对《唐诗三百首》作了50多处校正，然而盛大林经过考证，却发现这些“校正”大都存在错误。这样的学术批评是有益的，唯有大兴学术批评之风，才能去芜存菁、去伪存真，找回求真求实的学术风气。

20世纪20年代，鲁迅先生曾感叹当时守旧派对古籍的校勘“错字迭出，破句连篇，简直是拿少年来开玩笑”；30年代，他又在另一篇文章中引清人对明人乱改古书的批评说：“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整理文化遗产、传承中国文脉，今天的我们切勿重蹈明人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