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除了要减少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外，减少群体差距、实现群体共富，也是一项基本任务。群体差别主要来自社会成员不同的身份和由社会分工导致的不同的职业。在现实社会中，不同社会群体既有机连结在一起，又彼此呈现出异质性。他们由于工作性质不同，工作成果的市场评价不同，对发展和国家的贡献不同，各自获得的报酬和积累财富的能力也不同。群体共富就是让来自不同职业或有不同身份的人都富起来。显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群体共富是一项复杂、艰巨、需要长期努力才能成功的系统工程。
杭州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1879元，按照2020年全国户均2.62人来测算，杭州同年户均可支配收入是16.2万。杭州这两个核心指标在国内都走在前列，在国际上如果按照反映财富生产和占有的购买力平价方式计算和比较，也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这些都说明，杭州在总体意义上说，已经在不断发展和共同富裕问题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近些年来，大量外地人口在杭州积聚，其中相当多的人想在杭州落地生根，就是对这一判断的证明。当然，这里用的是平均数，在实际生活中许多人或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还达不到这个平均数，说明如何实现群体共富仍需付出不懈努力。最近，杭州市委公布了根据中央和浙江省委要求制定的关于把杭州打造成“争当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例的决议”，决议对杭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做出了系统规划，为把杭州建成共同富裕城市指明了方向。本文在此基础上仅就如何促进群体共富提几点看法。
第一，追求群体共富，主战场是千方百计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劳动是财富创造的源泉。追求共同富裕，首先要实现充分就业。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就业只能解决有收入的有无，劳动生产率才能决定收入的高低。2020年杭州全年全员劳动生产率是21.9万元/人，市委关于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决议提出到2025年达到人均27万元，并把它作为奋斗目标的第一条提出来。
提高劳动生产率重点要解决什么问题？从统计上看，2020年，杭州规上企业全员劳动生产率已达36.2万元/人，说明问题主要是规下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不高，拖了后腿。在我国，规上企业只占企业总数的1%左右，吸纳的就业人数只占企业就业总人数的10%左右，绝大多数人都是在规下的中小微企业就业或成为个体工商户。因此，发展好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对实现共同富裕就具有基础性意义。在市场竞争中，在全球价值链已经形成的时代，科学技术进步和成功创新可以使企业进入全球价值链高端位置，从而能显著提高员工工资，但中小微企业一般都是利润单薄、自身科研能力很弱的企业，很难靠自身创新从科技进步中获取红利。因此，如何从金融、税收、信息、人才、法治、开放、科技创新、技术市场、风险资本、基础设施、生产型公共服务等各方面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特别是如何扶持和发展“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术有专攻的个体工商户，提高它们的技术水平、服务特色和市场竞争力，就是当前我们在推进群体共富方面的一项基础性建设。
第二，加强现代社会建设，让社会成为追求群体共富的重要支撑。
社会是群体生存发展的载体和归属，社会高度开放，高度流动，充满机会、充满希望、充满活力、充满幸福，凝聚力强，群体追求共富就有了内生的动力。现代社会建设要做的事情很多，这里重点强调三件事：
一是下更大力气，尽快把杭州建成具有国际一流水准的教育强市。共同富裕立基于每个人的努力，个人努力的成效离不开个人素质，而个人素质的提升主要取决于教育，在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每个人的教育水平对实现共同富裕就具有关键作用。杭州具有重视教育的历史传统，基础教育发达，特别是在优质教育资源分享上创造了不少好的经验。但是在更新教育理念、改进教育方法、提升师资水平、共享优质资源、提升职业教育质量与层次、更快更好发展高等教育、推进终身教育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不少短板，与人民期待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应该在推进共同富裕中优先予以解决。
二是加快发展社会公益组织，大力推进慈善公益事业。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慈善等公益活动不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也不能对提高人们富裕程度做出多大贡献，但是它能给社会的弱者以更多的关爱照顾，能提供更及时、更专业、更精细的公共服务，能弥补政府二次分配的某些不足。共同富裕不是平等富裕，社会总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加富有，但慈善公益事业为富人反哺社会提供了一条通道，从而有助于社会和谐。更重要的还在于大力发展慈善公益事业能培育人们互助友爱的文化，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精神内核。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与深圳、上海等国内城市相比，杭州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无论在资金规模、组织数量、参与人数、活动频次、实际作用、社会影响和文化生态等方面，都存在差距，需要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切实加以改进。
三是注重闲暇时间的开发利用，培育健康闲暇文化。闲暇不仅可以扩大消费，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自由发展创造条件。马克思说过：“自由的时间，人所支配的时间，就是富自身。”也就是说，共同富裕并不单纯地表现为收入和财富的增加，在一定条件下也表现为闲暇时间的增多。在群体共富问题上，劳作和休闲是一对辩证关系。共同富裕是干出来的，劳动需要花费时间，但从性质上说，人们追求富裕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富裕能提供较多闲暇，从而能自由发展并体验幸福。更多闲暇意味着人们有更多时间学习、娱乐、团聚和培育下一代，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生活质量，促进代际转换，事实上也可以让人们更加珍惜时间，更加专注于工作，更加注重提高效率，因此，转变观念，注重闲暇时间的开发，应当作为建设共同富裕社会的一项重要举措。
第三，进一步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让民主成为党委政府与各界人民建立紧密联系、共同追求群体共富的不可替代的平台。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民生需求的满足，既离不开政府的统筹协调，也离不开社会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政府做好统筹协调工作的前提是真正搞清楚人民需求的具体内容。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合作，基本的路径是协商。全过程人民民主在政治生活中覆盖了选举、决策、执行、监督全过程，在公共政策问题上也覆盖了从议题选择、备选方案提出、决策、执行到评价和反馈改进全过程。因此，推进全过程民主，实际上就是让各界人民参与政府施政，实行开放式决策，使政府施政能精准对接需求；同时能消解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知识不对称，深化沟通协商，促进相互理解与合作，让人民在参与中找到新的发展空间或机遇。
长期以来，杭州城市治理的一条成功经验是用民主促民生，又在解决民生问题的进程中进一步发展人民民主，使民主成为党委政府的工作方式，成为各界人民的生活方式。多年来，浙江省和杭州市在推进民主参与和协商治理方面持续创新，创造了很多有效可行的做法，其中有许多是非常有助于群体利益表达、维护和提升的，如每年市、区县和乡镇（街道）人大为人民办十件实事制度，政协中的界别协商和“委员会客厅”“请你来协商”制度，市综合考评委员会每年开展的大规模民意调查并发布的“社会意见评价报告”，以及具有综合性的民意直通车制度体系。所有这些制度都为各界人民在意见建议的发表、收集、整理、传递、整合、回应和工作评价等方面都提供了有效通道或平台。我们要把这些制度充分利用起来；同时鼓励新的创新，通过数字化赋能与制度重塑，进一步优化这些制度，从而让每个社会群体作为社会的主人，都能在政府帮助和彼此合作下走向共同富裕的未来。
（作者系杭州市咨询委委员、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