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璟 制图

杭州日报 2021年2月18日，农历新年第一个工作日，浙江省委召开了第一场高规格大会，对全省数字化改革进行全面部署。浙江以数字化改革开启牛年新局，“数字浙江”迈进了新阶段。

一、什么是数字化改革？

数字化改革，就是围绕一个总目标，即“数字浙江”建设，统筹运用三个手段，即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把三个理念，即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全过程各方面，对省域治理的四个方面，即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以此推动党政机关的四大改革，即流程再造、数字赋能、高效协同、整体智治，实现三大变革，即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最终建成全球数字变革高地，成为“重要窗口”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争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

为实现数字化改革，浙江将用好“业务协同模型”和“数据共享模型”的方法。“业务协同模型”，就是要全面梳理党政机关核心业务，从治理与服务两个维度形成业务事项清单，逐一明确各项业务流程的数据指标，实现核心业务数字化。“数据共享模型”就是要根据业务需求，明确数据共享方式，再造业务流程，将核心业务组装集成为“一件事”，推进原有业务协同叠加新的重大任务。

为此，浙江部署了“1+5+2”的重点工作任务。“1”即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5”即五个综合应用，分别是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字经济综合应用、数字社会综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2”即数字化改革的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

可以说，数字化改革是浙江在新时代续写“八八战略”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是“最多跑一次”改革和政府数字化转型基础上的迭代深化，“数字浙江”进入了新阶段。

二、杭州城市大脑的数字化改革探索

杭州是数字经济的引领城市，经济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早已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

2016年，杭州开始探索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现代化，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来解决城市治理中的堵点、难点和痛点问题。

2021年2月3日起，杭州暂不实施错峰限行措施，于2月22日错峰限行才恢复。做出这一决策的依据是城市大脑提供的数据分析。

2021年春节期间，留在杭州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收到了政府发放的过年红包。通过城市大脑支撑的“亲清在线”平台，杭州此次发放采用了“申报零材料、审批零人工、兑现实时到账”的在线兑付模式。截至2月9日，14.9万家企业、80.9万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了政策红包。

对照浙江省的数字化改革重点任务，杭州城市大脑四年多来的建设在公共数据平台，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等综合应用上都形成了特色场景并取得了显著效果。

城市大脑已建成完整的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和中枢系统，整合69个单位1547亿条数据。2020年底，已有1.22万个接口接入城市大脑中枢，累计协同次数35.7亿次，中枢迭代了五个版本。公共数据平台不断夯实。

“民生直达”平台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实现民生资金兑付“一个都不少、一天都不差、幸福秒到账”。2020年底，累计发放保障资金3.15亿，惠及81.5万人次。“智慧医保监管平台”，筛选出团伙刷卡机构300余家次，追回基金2000余万元。“一件事”改革，282个事项合并为75项，减材料50%、减时间60%、减跑次70%……数字政府的综合应用不断升级。

停车“先离场后付费”、文旅“多游一小时”、交通“畅快出行”、医疗“先看病后付费”等经典场景的成效不断凸显，还有“数字公交”“美好居住”“智慧电梯实时守护”“便民车检”“安心培训”“安心找家政”等更多的数字社会应用场景推陈出新。

2020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4290亿元、增长13.3%，占GDP比重26.6%。“数字新消费”“电子票据”“读地云”等数字经济场景不断开发。

“一码解纠纷”“统一地址库”“数字驾驶舱”“街区治理”……杭州城市大脑探索与“基层治理四平台”相融合，不断推进法治领域的数字化改革。

城市大脑不仅是数字技术的创新，更是以数字化思维催动治理理念、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在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上不断创新。

按照“一整两通三同直达”（全面汇总整合全市各级各部门及社会的海量数据，推动系统互通、数据互通，促进数据协同、业务协同、政企协同，打造民生、惠企、基层治理直达）的总体架构设计，杭州城市大脑通过打通“堵点”、补上“断点”，绝不“大拆大建”和“推倒重来”，充分尊重部门、属地已有的信息化建设成果，实现以旧立新。

以具体问题触发的数据需求为导向，大脑中枢机制实现各方数据的“按需供给”和“供需平衡”，优化权责匹配程度，增加协同意愿，极大缓解了原来“数据烟囱”“单兵作战”带来的大收大放及“碎片化管理”困境，跳出了“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城市治理怪圈。

在体制机制创新上，杭州城市大脑建立了“领导小组+指挥部+总架构师+云栖工程院+大脑研究院+产业协同创新基地”的组织构造，形成“系统指挥、合力执行、政企联动”的制度体系。

围绕日活率、使用率、满意率等核心评价指标，杭州城市大脑建立上线、评价、退出“三项重点机制”，推进“双月攻坚”“季度攻坚”，实行“赛马榜”和“红黄黑榜”工作机制，开展周例会进展汇报和工作晾晒，持续攻坚破难。

2020年6月28日，杭州市委专题作出《关于做强做优城市大脑打造全国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重要窗口”的决定》，把城市大脑建设作为数字赋能城市治理的主要抓手，全面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2021年3月1日，《杭州城市大脑赋能城市治理促进条例》也将正式实施，这是我国首部数智治理的地方立法。《条例》的出台为杭州未来的数字化改革提供了坚实的法治护航。

杭州坚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尤其是通过数字化改革倒逼公务人员理念转变，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城市治理模式的变革。杭州通过城市大脑建设持续提升市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数字治理为政府赋能、为市场增效、为社会赋权。

三、数字化改革，城市大脑再出发

全省数字化改革的总体方案为杭州城市大脑的建设指引了方向，明确了重点，部署了任务。杭州要在巩固前期成果的基础上，从全域数字化改革的总体要求出发，扬长避短，重点突围，主要在整体系统、分工协作和双向触达上做优做强城市大脑。

一是，要贯彻一体化和系统性。全省数字化改革的总体方案就是杭州城市大脑建设的顶层设计，它强调了数字化改革必须使用一体化和系统论的方法。一方面，城市大脑虽然在应用场景上不断丰富，但是集中于数字政府、数字社会领域，在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法治、数字经济的综合应用上仍需不断拓展。另一方面，城市大脑虽然在“一件事”上通过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打破了部门办事的“碎片化”，但是囿于数字化转型在政府、市场和社会领域的不同步，导致在公共服务和城市治理上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参与度不高，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的规范标准尚未健全，也让非政府主体的数据共享畏手畏脚。为此，杭州城市大脑要从整体社会出发，不光是通过数字改革构建整体政府，还要通过数据共享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全领域内将各个治理主体贯通起来，在立法和政策层面对数据的产权、数字治理与个人隐私的关系等作出更加明确的规定，从而实现整体智治。

二是，要完善数据闭环的分工协作体系。“整体治理”理论并不否认作为现代社会基础的分工制，只是更加强调在内部分工基础上做好统一输出，其根本关怀在于使公共治理需求与供给更高效地得到匹配。因此，数字化改革要承认分工协作的必要性，主张以数据协同为基础，建立政府部门之间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市场机构等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形成数据流转的闭环。为此，杭州城市大脑建设应进一步完善以数据协同为基础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在梳理各部门、各主体职能和能力基础上，根据公共治理需求，反推“整体”所需要的信息基础、部门和主体职能，重构治理流程。

三是，要增强治理主体之间的双向触达。所谓双向触达，即政府服务可以大范围触达个体和企业，同时个体和企业也可以及时向政府反馈意见建议，从而形成政社协同的反馈闭环，提升治理质量。杭州城市大脑的运行模式是“一脑治全城，两端同赋能”，然而，目前乘客端，即群众、企业、社会组织的赋能并不充分，应用场景的群众需求、评价机制不健全。为此，杭州城市大脑建设应完善乘客端的赋能机制，充分发挥人大政协、新闻媒体、12345市长热线、浙里办、杭州城市大脑APP等监督反馈功能，让城市大脑可亲可近，既要让群众和企业有获得感和幸福感，还要有治理的参与感和主体感。

不止于眼下，更在于未来。

杭州要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化改革是重要动力；要实现高效能治理，数字化改革是重要手段；要实现高品质生活，数字化改革是重要支撑。

杭州城市大脑建设必将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取得实质性突破，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数字化改革的乘数效应，为全省数字化改革树立标杆，使城市大脑成为数智杭州的最强支撑、宜居天堂的幸福体验。

（作者系浙大城市学院城市大脑研究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