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影响，很多在浙江工作、生活的人选择留浙过年。据初步调查，截至目前，预计今年春节留浙过年外省员工占外省员工总数的45.5%，比去年春节提高27.6个百分点。最近我们对留浙过年人士进行了一次访谈，不少新浙江人表现出对留浙过年的浓厚兴趣，展现出一种对“第二故乡新乡情”的期待和满足感。

怎样看待乡情的这种微妙变化？不妨从“流动的中国”这一大框架下、从中国社会的开放融合中加以解读。改革开放以来，大批农民进城创业，这个数量目前约有3亿人。近年来，小城镇放宽落户政策，更多的农民进城安家，这个数据按照官方规划的目标值约有1亿人。而放眼全国，从读书到工作，在不同区域迁徙的人则更多。对开放的浙江而言，对在浙江工作、生活的人和在外打拼工作的浙江人而言，更是如此。可以说，今天不少中国人是以全国甚至全球的视野来建构家庭和乡情的概念。这是“新乡情”萌发的大背景。

“新乡情”其实亦是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的一种新标识。假如说“第一故乡”承载的是心底柔柔的乡愁，是儿时的喜乐，是不变的年味，那么，学习、工作、成家乃至安享晚年的地方，则承载“诗和远方”，维系人生的理想，烙着奋斗的轨迹，丰富着年味的内涵。每一处都画着不同的人生底色，它们拼凑在一起才是多彩的人生。而中国社会的蓬勃生机、社会的和谐度和源源不断的创业机遇，都足以承载我们对生活的向往、对内心宁静的渴盼和对家的安全感的构建。马克思曾说，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当代中国人正是在社会关系、奋斗足迹的不断延伸中，向着自由而全面发展迈进。

比如，我们在采访中就遇到好几位这样的非浙籍人士，他们乐于在浙江感受别样的年味。我们采访到宁波舟山港的一名桥吊司机培训导师，他叫李伟，是河北张家口人。他在宁波打拼15年，从娶妻生子到事业小成，忙得不亦乐乎。蓦然回首，忽然发现，打拼工作这么多年的“第二故乡”，自己却一直无暇端详。这个春节，就地过年，反而满足了他的夙愿。他告诉我们，终于可以带着家人一起好好看看宁波这座镌刻下自己青春的城市。在浙江，像李伟这样的人有很多，他们对“第二故乡”的情感丰富着国人的现代感。

值得一提的是，在就地过年的新风尚中，不可小觑那些民生保障政策特别是过年福利红包对于构筑民众“新乡情”的作用。在我们的采访中，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会谈到当地政府和所在企业推出的留浙过年福利政策。收到红包固然令人欣喜，但我们相信，他们真正看重的决非那个红包内的人民币数目，而是一种新浙江人和浙江这片土地前所未有的融合感。当然，我们期待也相信，这样的一种开放、包容、吸纳趋势，不会因疫情结束而结束。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进步，“新乡情”将在不远的将来继续强化，汇聚成整个国家向前的合力。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